為了正義,有時候就是得殺人

容且試想一個問題:如果今天發生戰爭,我們都上了戰場、開始拿槍準備抗敵。

當我們拿槍站哨,而且已知敵人隨時都可能摸黑來襲時,我們必須要有開槍的心理準備。但問題是:誰能保證不會發生「不長眼天兵忘了口令卻又以為別人在黑暗中都看他看得一清二楚」的情形?難道我們能在戰時一看到人影,問了口令,沒回應後,不大聲示警後開槍嗎?

我們無法活在一個「人人都是天使」的世界中。所以,我們必須通過司法來維持世間的和平與文明秩序。「因為擔心冤獄而拒絕死刑」表面上好像很佛心慈愛,但其實只是鄉愿地把「為了正義,有時候就是得殺人」的責任給拋開。

我們絕大多數人,每天都活在沒有戰爭的和平狀態中。但這個和平狀態,其實是靠很多人甘心承擔「萬一有必要就得去殺人」的覺悟與責任而支撐的。說得更難聽一點:整個歐美西方在冷戰期間和平狀態,幾乎是靠「保證相互毀滅」的核武保護傘所建立的。

所謂核武保護傘是什麼?它就是一種保證,一種「萬一敵人使用了核武,則我也必然使用核武作為報復」的保證。

然而,誰能說核武一旦發射了、就只會殺傷那些〝製造核武〞、〝下令使用核武〞或〝實際上操作核武發射〞的人?當然不能。但任何面臨核武威脅的國家,永遠只能以「保證相互毀滅」的方式來達成彼此間的和平狀態。

事實上,「就算會造成附帶傷害,也不惜使用武力」的保證,是任何面對「非隨機攻擊」而想企圖維持和平的唯一手段。

核武也好,戰鬥機轟炸也好,巡弋飛彈手術刀式攻擊也好,特種狙擊兵深入敵後也好,這些都沒有人能保證不會造成附帶傷害。沒有人。但,倘若所有決策者都因為擔憂恐懼「附帶傷害」的罪惡、而不敢下達命令,則任何軍事行動與強制武力都不可能執行;連帶的,任何和平都不可能達成。

沒有任何一種武力的使用,是可以確保「絕對不會錯手造成逾越預期之傷害」的。就連在有教練陪同的情形下作重量訓練,也是有可能不小心被器材弄傷的情形。

生命是什麼?生命是要承擔著風險而活著。不肯承擔風險,就不可能真的活下去。

所以因為害怕死亡(不管是自己的死亡或她人的死亡)

所以我們必須隨時謹記著「危機」與「風險」,然後懷抱著敬畏的心情而審慎面對之。

姑且假設沒有死刑罷了。難道沒有死刑,冤獄就是一個可以被接受的事情嗎?當然不是。

但即便法官沒有偏私,檢察官與警方也沒有捏造證據或屈打成招,而辯護律師也真的無法反擊任何證據力,且所有審判程序都完全公正且正當,難道這樣就能避免冤獄的發生嗎?沒有人能這樣保證。

沒有人喜歡冤獄,但沒有死刑只會讓法律人因為有著「萬一犯了錯、還可以補救」而更容易輕忽應該盡的審慎責任。

反過來說:如果司法程序確實正當且公正,所有證據都歷歷呈堂且都逾越合理懷疑,我們若是法官或陪審團,如何可能不判有罪?

掌握權力,自然就得承擔「因為行使權力而造成之各種後果」的責任。這個權力可以是「司法」,可以是「行政」,可以是「立法」,更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開車接送子女」或甚至是「為家人選擇適合的食用油」。

所有這一切「行使權力」與「決策」,我們都可能犯錯,而且這些錯誤都可能形成不可彌補的結果。

然而,一旦我們開始恐慌起「萬一犯了不可彌補之錯誤怎麼辦?」時,我們就不可能正常地活下去了。

個人如此,社會也是如此。

正因為冤獄是如此地令人難以承受,所以我們才更應該堅持程序正義。也因此,我們就更應該要捍衛並貫徹程序正義與法制;因為如果我們沒有貫徹法制與程序正義的勇氣、總是生活在「萬一犯了不可彌補之錯誤怎麼辦?」的恐懼之中,則我們就不可能用法制與程序正義去保障那些「還等著我們去捍衛保護的善良的人」。

法庭也好,戰場也好,甚至日常生活也好,其實這些場所從來一點也不如我們想像般安全。但我們作為道德主題,我們的生活,就是得在每個不同場所中、作成各種各樣的道德判斷,才有辦法推展下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有承擔「萬一犯錯」的勇氣,然後才有可能真正去思考如何減少犯錯的機率、並還抱著警覺與覺悟力行下去。

世間萬物都是因果和合,所以不會有單一成因而已。懷抱著反省與警醒的覺悟與正念,然後不嗔不怒不恨不慚地走下去,如此足矣。

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中,提到其母描述其父歐陽觀如何任地方判官: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

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通審〕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沒有任何一種和平與文明秩序是可以不必用「承擔殺人」此一覺悟去捍衛的。以正當程序進行審判,並以「求其生而不得」的嚴肅心態量刑,這已經是人類道德能力的極限了。任何超出於此的道德訴求,若非出自於真正的聖人,就是出自於「鄉愿虛偽的假貨」。

這個世界,哪一種人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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