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不捨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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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楚門的世界>劇照 (編)

陳真 2015.09.15.

有些事,說到心裏的痛。

雖然早在1987-1988年就兩度想退出民進黨,但真正退黨是1994年的228這一天。創黨頭兩年,一些人慰留我,叫我別退黨,以免打擊士氣。1994年就沒人鳥我了,退不退黨純粹是我家的事。儘管退了黨,但在我1997年出國前,仍然偏綠 (雖然我的選票,除了陳定南之外,幾乎全數投給無黨籍或國民黨,因為綠的總是推出一些品性不端的混蛋乃至人渣級候選人)。

出國時,不少朋友說要給我餞行,但因羞於社交而大多拒絕,但我卻和工作單位裏的一位我所尊敬的心理師,在路邊小吃店吃了一頓告別飯。我沒想到,此去一別18年,從此就沒再見過面。出國後,她寫來一些信,我一封都沒有回,但我始終留意她的處境。

在那頓告別飯之中,她問我,為何想出國?以及將來回國後想做什麼?對於第一個問題我沒回答,因為我的答案恐怕太抽象了。我很難告訴她,我之所以想出國念書,純粹是因為想了解為何1等於1?為何世上總有些東西存在,而非空無一物?為何有了1,邏輯上就有了2, 有了3, 有了4, 有了5, 6, 7,8, 9, 10, 11….等等一整個數字系統?有沒有可能當我找到某個 “1”,原本隱而不宣的某個概念系統便能整個揭露?我終究很難跟她說,我之所以想出國念書是因為咱們現在桌上這隻茶杯,我想搞清楚為何我知道這是一隻茶杯;究竟是 “什麼” 東西,使得一切事物的存在成為可能?我想弄懂這個一切可能性的 “基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基礎,哪來數學?哪來知識?哪來善惡對錯?

至於第二個問題 “回國後打算做什麼?” 比較簡單,我告訴她我心裏真正的想法。這想法,除了林義雄之外,我幾乎不曾對其他人提起。答案就是我想辦一所大學。老師不用多,學生也不用多,有沒有文憑、教育部承不承認都無所謂;這學校希望能吸引那些真正把知識與思想當一回事的人。至於它能因此產生什麼現實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當時的確相信這樣一個可能性:如果我們真的了解真理,了解是非對錯與善惡價值,真理自動就會把人類帶到一個比較好的生活處境。

聽起來有點類似蘇格拉底以知識為基礎的道德觀。蘇格拉底相信:我們之所以會犯錯,是因為我們 “知道” 得還不夠多不夠深不夠正確。

也許是因為維根斯坦的關係,出國後沒兩年,我很快就不再相信蘇格拉底那樣一種以知識論為基礎的道德觀。當然,關於 “知識與道德” 或所謂 “道德知識論” (moral epistemology)的一切相關看法,純屬概念;也許抽象,也許艱深,但是,概念以外的實際狀況卻一點也不難。人類的生存困境,是因為我們知道得還不夠多不夠深入不夠徹底嗎?整個社會之所以是非顛倒,忠奸易位,豺狼當道,暴民橫行無阻,是因為我們還沒弄懂如何辨別基本是非對錯,因之無能辨識事實與謊言,從而不 “知道” 善惡價值故而胡作非為嗎?當然不是。人們並不是 “不知道”,而是根本 “不在乎”。

關於 “知道” 方面的事,或許可以從思想與知識中尋找藥方,但是,關於 “在乎” 方面的事呢?藥方顯然不存在知識與思想裏頭。政客之所以混蛋無恥,暴民之所以為所欲為橫行無阻,媒體之所以每天造謠抹黑挑撥族群仇恨,當然不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更可怕的是,在這島上,幾乎所有人也都不在乎。絕大部份人對這一切惡行根本無所謂,絲毫不在乎,甚至還很喜歡參與到這種 “熱鬧刺激” 的敗德行為中。

出國前夕,特地北上跟林義雄告別。他提到說,慈林文教基金會以後也許會成立學院或學校。我說,那麼,以後如果不嫌棄的話,我就來慈林任教。但我心裏想,如果慈林不辦學,我就來辦。當我還是個大學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不到三天飽,甚至一度餓到不及四十公斤的皮包骨時,我都還是有辦法讓源源不絕的捐款和幾百名支持者自動湧入,創辦兒童人權組織。二、三十年後,我若來辦個小型學院或大學,找一塊地,募個十幾億,只要我肯開口,只要人們相信你是當真的,理應不是不可能。

這個理想,一直存放心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打算等到有一天真要付諸實行時再來對外說明。我確實從沒想到,這個所謂夢想或理想,很快就變成可笑至極的妄想。

就在我出國後不到兩年,差不多是1999年,我寫了 “給長老教會的一封公開信”,反對所謂 “愛台灣” 這樣一種壓制人心的法西斯氛圍的刻意操弄及族群挑撥。這封公開信立即挑起綠營群眾的抹黑騷擾醜化與攻擊,無所不用其極。更讓我訝異的是,差不多也就在那個時候,竟然連慈林的網站也出現抹黑我的大量文字,說我原來是國民黨長期派在黨外臥底的打手,如今露出真面目云云。

這些事,讓我心裏很沉重,因為破滅的不只是一種個人理想,更是對於人性、知識與道德等等諸多原始信念的一種價值崩盤。這就是我從它仍為0時就開始投注一切關注的慈林?就在我出國前,慈林還曾找我當講師,說想請我演講台灣文學。我說我不懂台灣文學,但我略懂得一點認知科學與大腦,何不就講個 “大腦與認知” 的題目?後來因為太忙,喬不出時間,演講故而做罷,但厚厚的一疊講義,至今都還留著。

原本熟悉的人事物,頓時感到陌生。這就是慈林?這就是我以後打算回去任教的機構?於是我寫了一封越洋掛號信給林義雄和方素敏,請他們以慈林董事長的身份向我道歉。林義雄和方素敏也確實來信道歉了,但在那之後,我們就不曾再有任何聯繫,沒想到1997年出國前夕的那一次見面,很可能就是我們此生的最後一面。

在慈林連八字都還沒有一撇時,我便傾我所有,努力捐助,努力宣揚;用心之深,外人難以想像。甚至還特地幾度跑到宜蘭,在那塊打算蓋慈林圖書館的空地上拍照留念,賦予它巨大的意義與寄託,希望能貢獻餘生在此。

出國前,推掉了幾乎所有的見面邀約與餞行,寫了一篇告別信,標題叫 “不捨夢想”,裏頭約略透露這個心志。如今聽來著實可悲,究竟是我捨棄了夢想,或是夢想捨棄了我?抑或自始至終純粹只是我的癡心妄想?

彭明敏逃亡到海外後,曾誇下海口說,只要給他三個月的時間,讓他全台四處自由演講,他保證國民黨三個月內就會被人民推翻。在過去,我是相信這個說法的。事實上,我大學時就曾寫了幾本厚達數百頁的筆記,原本打算出版成書,書名就叫做 “罄竹難書國民黨”,記錄與分析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的諸多敗行劣跡。我原本以為,人們之所以助紂為虐,是因為他被謊言所蒙蔽,他不知道真相,因此,只要能幫助他認清事實,他將自動做出良善的選擇,國民黨也將迅速瓦解。

彭明敏的海口,以及我那本還沒來得及出版、”罄竹難書” 就已經換了黨當主角的筆記,若要能成功,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你得假設島上這些人是在乎真理、事實與是非善惡的,並且厭惡謊言、卑鄙與不義。但我終究發現,這畢竟只是一個假設。事實上,這島上的人們不但不在乎一切政治惡行與謊言,而且還特別喜歡來這一套,喜歡聽取謠言,散播謠言,喜歡看到圍勦、霸凌、抹黑,喜歡看到強欺弱、眾暴寡,喜歡刺激,喜歡重口味,總之一句就是 “爽啦“。

人們喜歡的是爽,熱愛的是血腥,至於真相如何?善惡如何?理性如何?他完全不感興趣,那根本不是人們關切的重點。所有一切美好的理想,包括人權與自由,民主與公義,乃至於環保與核電等等等,到頭來完全都只是淪為一種鬥爭對手、傷害異己、謀取私利的工具,就如同美國整天喊 “民主輸出” 整天丟飛彈一般,他哪會在乎你的什麼民主自由,他在乎的是一己之利益、利益和利益,民主只是藉口。

凡有利於大眾之事,也許你我都願意赴湯蹈火,但是,如果大眾根本不需要你赴湯蹈火,反而是你若對其惡行稍有不敬,便把你往火坑推,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呢?你該如何自處?

政治是大眾之事,凡有利於大眾者,即便是擔蔥賣菜,即便只是充當一顆小螺絲釘,你都會覺得這一切努力和辛苦甚至犧牲都是值得的,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所謂大眾之事,如果眾人所擁戴與熱衷之事只是一種純粹為了一己一黨之私人暴利的無恥齷齪行徑呢,你還能編織什麼自欺欺人的夢想?以前,你與國家為敵。現在,敵人就在你四周,人民看你就是敵人。

若我再年輕個20歲,一定會投奔怒海,奔向對岸。原因無它,至少在對岸我似乎還能看到一點希望與光明,基本的良善與理性。

至於在這島上,我們之所以還說這些不合時宜而且肯定又會招來災禍的話,並不是因為我們對這個島嶼還懷有什麼期許或希望,而只是說點故事,留個夢境般的紀念。或許真有那麼一天,真的就如馬克思所說:”我們的功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後代高貴的人們,面對著我們的骨灰,將灑下熱淚。”

 

後記:
曾經提過,在我讀國一那一年,曾代表學校參加一個全市 (或全國我忘了) 有關 “匪情資料” 的愛國作文比賽,得了一面獎牌。為了準備這個比賽,學校當時有個 “匪情資料室” 就開放讓我自由取閱。我並不是為了比賽才去研讀那些往往厚達千頁的各種官方資料,而是讀出熱情來。它不光講國共內戰,北伐,抗戰,也講到共匪的各種奇奇怪怪的運動與天災人禍,三反五反、大躍進、土法煉鋼、大鳴大放以及各種階級鬥爭與大饑荒人吃人慘劇等等,同時也講到五四運動、胡適,中國公學,聞一多….除了歷史,講得最多的當然就是在我念國中當時大陸正如火如荼的文革、四人幫、紅衛兵、打著紅旗反紅旗、打倒牛鬼蛇神等等等。
我那早已幻滅的辦學夢想,也許最早就來自這個時候。後來上高中、念大學後,讀了更多有關中國公學的資料,對它更是非常非常嚮往;“中國公學” 四個字,從小到大,從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始終縈繞我心,揮之不去。但我從小學到大學,在台灣念過的學校卻是一間比一間恐怖,那不是在教育人,而是整人;心靈虐待,傷害大腦,扭曲人格,意識形態充斥,充滿虛榮與非理性,乃至愚蠢,對真實與真理毫無熱情。但是,大部份老師和學生卻似乎很滿意如此,甚至以之為傲。
少年胡適就是出身中國公學,後來擔任校長。小學畢業的沈從文,便是應胡適之邀來此任教,在大學部教現代文學,愛上了坐在台下的一個女學生–張兆和。
胡適念中國公學時,應該差不多16-17歲吧,當時,一些學生因為不滿學校取消 “學生參與校務” 的立校傳統,藉由罷課,與校方起了衝突。校方旋即施展高壓手段,退學了一些人,結果,造成包括胡適在內的一百多個學生的跟進,自動離校走人,不念了。這一百多個同學竟然以十分克難的方式,自己找場地,找老師,找職員,創辦了一所學校就叫做 “新中國公學”,跟母校打擂台。胡適當時其實連一張小學畢業證書也沒有 (他經常在換學校),但他並沒有繼續就讀 “新中國公學”,而是在 “新中國公學” 教起書來,教英文。一兩年後,新舊公學達成協議,合併為一所學校。
中國公學,是我心目中,學校之所以是學校、大學之所以 “大” 的一個理想典範,真正重視知識和思想以及做為一個人的價值。胡適在1929年的畢業典禮上,以校長身份,留下一句臨別贈言給畢業生,他說:”不要放棄學問”。沒想到,事隔86年,網路上竟然還能找到當時這段致詞的全文,但我聽這聲音不像胡適本人,應是後人照著唸稿子: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VTpDjUdvy8/
胡適這些話,年少聽聞,熱血澎湃,當你歷盡無數艱難滄桑,更覺生命可貴;倏忽即過,不應虛擲。
當你年輕時,不妨一字一句把這些表面上平淡無奇的話,熱烈地聽進心裏頭。三十年後,當你回首過往,再來重新聽聽胡適這些話,想想它究竟有沒有道理。
陳真 2015. 09. 18.

後記 2
講到中國公學,其實我應該順便感謝三十多年前的一個人,因為我有些資料就是從他的三本書中讀到。奇怪的是,他卻不要我的感謝,並且為之暴跳如雷,似乎認為我在故意羞辱他;他說他有更好的一堆著作,為何我不提,偏要提那幾本 (有污點的) 書?但我絲毫無意羞辱,我確實認為那三本他年輕時候寫的書,應該就是他一生能寫出最好的書了,特別是那本 “恐龍的傳人” ,影響我還蠻大的,另一本叫 “一個大學生的覺醒”,還有一本 “叛徒的告白”。今天,如果我在大學教書,我會建議學生把這三本書不妨拿來讀一讀,撫今思昔,想一想自己的大學生涯應該怎麼過。
我是三十多年前念大一時讀到李筱峰的這三本書。李筱峰先前因為對政大風氣的不滿,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老師發表高論,被以侮辱師長為名,遭政大教育系退學,後來又轉入淡江歷史系。我在他念研究所時,寫了一封信給他,感謝他的書對我的啟發,並表示我對他書中所提台灣各大學之不思專精學問、不問天下蒼生、當局似有意愚化之嫌的逸樂習氣,頗有同感。
後來,我們還通了幾封信。我在信裏頭提到,台灣社會腐敗,人心愚眛,大學生整天忙於舞會打麻將,對知識對思想對生命毫無熱情。我說,對此似應從根救起,因此慎重考慮想放棄醫學,改念教育或其他人文科系,想去當一個小學老師。他迅速回了一封信給我說,希望我三思而後行,因為諸多理想在台灣恐難實現。
我們僅有的一次碰面,就是在1987年姚嘉文剛出獄、旋即準備和黃信介競爭黨主席的一個私人聚餐上,地點就在我們站樁常去的師大那個廁所的樓下。
李筱峰之所以很感冒我對他那幾本書的感謝是因為,那幾本書相當 “統”,非常 “大中國”,完全就是國父與三民主義的信徒,用時下流行術語來說就是 “充滿中國的毒素”。
李筱峰黨外時代屬於溫和理性派,大約有三不,不喊台獨,不上街頭,不批蔣家,跟他後來充滿排他性的台獨急先鋒形象,大相逕庭。阿扁剛執政時,民怨沸騰,數萬教師走上街頭,李筱峰寫文章開罵,標題叫 “寡廉鮮恥上街頭”,文章裏頭說,教師在過去是支持國民黨的一群人,不曾為民主努力,而是幫凶,因此不配享有權利,如今竟敢上街頭抗議,實在無恥。我看他寫出這麼荒唐的文章,感覺他的公民素養不是很好,所以一連寫了五篇文章,叫做 “給李筱峰上五堂公民課”,免費幫他上了五堂 “公民與道德”。
在我那個年代,偶語棄市,文字成獄,言論管制得水洩不通,比起當今大陸言論尺度,完全是百倍以上的嚴苛肅殺,想讀點管制以外的東西非常不容易。如果我沒記錯,李筱峰那幾本書,其中一兩本當時應是禁書,不過現在應該都還找得到。我亦留存至今,但不忍再讀。
時光飛逝,很多人與事都已今非昔比,也許變化本是常態,不足為奇。可我總希望,不管時光河流如何千載萬年地往前飛奔,總該有些不變的東西,一如情感般,始終長存。
陳真 2015. 0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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