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醫師寫下的20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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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為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眾人潛藏的允諾。–紀伯倫

一,證據不說話

當狂風暴風傾瀉而下,當大地淹沒在有毒的洪水裡,高雅的人們站在洪水淹不到的高山上說,“拿出洪水的證據來!”

當森林大火,鳥獸逃竄,放聲哀號;當戰火綿延,河有浮屍,野有餓莩,當老幼婦孺以愛之名盡遭屠戮,優雅的人們說,“這是進步的代價,民主的勝利,文明與野蠻、自由與奴役的聖戰。何處不宜?拿出證據來!”

常言道:"證據會說話"。但在我看來,證據是個啞巴,無從言語;說話的是人,不是證據。這其實倒也不是我的真正看法,但在這樣一個版面上,我們自然不可能深入探究哲學奧妙,而只能說個通俗大概。

證據不會說話,即便千斤重,不一樣的人來看它,卻很可能輕如鴻毛。不信你看那些綠油油的徒子徒孫們,他們的主子往往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講一套做一套,但是,只要持續口吐綠言,徒子徒孫們就會持續奉若神明;不但對其一切卑劣視而不見,甚且聖潔加身,滿心推崇。套句吾友柏楊先生的話,你就算把證據砸到他頭上,他也依然不痛不癢,根本不在乎。

“證據" 這東西,很像一種藝術品,它不像黃金或鈔票。對你來說價值一百萬的黃金,對我來說肯定也是一百萬,但證據卻非如此。它比較像藝術品,像詩,像哲學。藝術再動人,哲學再深奧,對於一個不在乎它的人來說,與垃圾無異,毫無價值。維根斯坦說,藝術或哲學是這樣一種東西,"你若對它絲毫不感興趣,那它便一文不值"。當然,除非變成一種商品,才會取得一種公眾價格。比方說美國,比方說綠油油的勢力,罄竹難書的醜惡罪行,但在綠油油或美滋滋的人眼裏,這些全都無足輕重,全然視而不見;重要的是顏色,是立場,是教條,是個人利益,是洗腦後固著不移的一己偏見。

舉個例來說,不過說出來你一定難以置信,以為我撒謊,但這只是二十年來一個再明顯也不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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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16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的信息 放大圖

所謂 “長老教會",就在上星期二 (1/19),由長老教會總會總委會發給全體教會一道 “指令",文件名稱叫 「對2016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的信息」。該文引經據典,其實不外就是要說:現在民進黨掌權了,大家務必要聽話,要乖,要順從。為什麼呢?這群綠油油的神棍說,因為《羅馬書》第13章第1節裏頭說道:「人人都應順從國家的權力機構,因為權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許的;當政者的權力是從上帝來的。」換句話說,民進黨是上帝所揀選,他的權力是上帝所賦予,所以你們要乖乖聽從上帝的使者–民進黨–在地面國度上掌權。

這樣還不夠哦,綠油油的教會進一步引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7節及49節的一首詩歌,讚賞綠油油的勢力「成全了大事」,意味著他把萬惡的國民黨推翻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2-53節如此說道:「他把強大的君王從寶座上推下去;他又抬舉卑微的人。他使飢餓的人飽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同時還噁心地引用《彌迦書》第六章第8節:「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藉以推崇蔡姓女士當選總統當晚的所謂「謙卑」論調。

連聖經都能如此扭曲,更不用說什麼證據了。證據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所謂聖經也只是神棍們的一種政治鬥爭工具。這些人的心態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敵我二分:只要是我方 (台灣人) 的政治勢力,不管怎麼無恥齷齪都沒關係,對其罄竹難書的卑劣惡行一概視而不見;至於敵人 (即大陸人或他們口中的所謂中國人),即便乾乾淨淨清清白白,也硬是能把你整個抹黑鬥臭。

將近三十年前,義光教會一位牧師送我一個長老教會 “焚而不毀" 的胸章,我總是把它別在醫師白袍上,十分珍視。但後來就不知給扔哪了,因為毫無價值,甚且令人鄙夷。

二,屬靈的和屬肉的

幾年前的聖誕節,有一天,行經台南市某長老教會,看到教會大門口掛了一個大型紅布條,上面竟然寫著:"神愛台灣人"。我只聽說過 “神愛世人",如果神特別偏愛台灣人,那麼,這種 “神" 必然就是撒旦無疑。

差不多17年前,我寫了一篇 “給長老教會的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到: “愛台灣" 這樣一種政治操弄,不應成為一種區分敵我、檢查思想忠貞的工具。寫得溫溫吞吞,非常客氣,非常文雅,幾乎不痛不癢。但我寫了之後,卻藏了四個多月都不敢公開,因為實在不想批評原本與我淵源頗深的教會。後來實在忍不住,才貼了出來。當然,貼出後不久,我從此就被長老教會 (公報) 給封殺出局。或者應該說,其實是我唾棄了這樣一種與宗教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所謂 “教會"。

即便是一個政治團體或一般民間組織,如果說出像上面那樣一些叫人要順服綠油油的當權者、因為綠油油的當權者是上帝所揀選、甚至像耶穌那般偉大等等的鬼話,肯定也會讓人看不起。即便是綠營的新一代龜孫子們也不至於乖到這種地步吧,更何況是一個本該屬靈、本該以神為依歸的宗教團體。所謂長老教會,既不屬靈,也不屬肉 (不是一種現實世界的改革團體),而純粹就是一種政治附庸,綠油油到一種極度荒唐、不可思議的瘋狂地步。

在英國,有事沒事常往教會跑。我住的地方隔壁就是教會,霍金跟他的第一任太太就是在這裏結婚的。一些來自世界各國的訪問學者也常定期來此聚會,常在教會人員的帶領下,彼此練習口語英文,各自交流一些想法,我有一陣子也常去參加。這教會很美,從我家的廚房窗口恰恰可以看到教堂頂端的一個十字架。說起來難以置信,你知道嗎?在那幾年之間,我從廚房窗口給這教堂的屋頂拍了至少上千張的照片。同樣一個景,就這樣拍了幾千張,因為我覺得它特別美,隨著天色不同,樣貌也不同。

西方的教會比較像教會,給人一種信服的力量,並不是因為裏頭有什麼聖人存在,而是因為它至少表現出一種對於神的渴望,一種約略能讓人放下現實勞苦重擔的寧靜。回到台灣後,常想再去教會,不過,這一點希望,恐怕註定得落空。綠油油的神棍教會不用說了,至於其它不是那麼綠油油的教會其實我也很害怕,台灣人實在太喜歡以一種社會眼光來評價人,幾乎都是一見面就馬上展開綿綿密密、無孔不入的社會評價系統,打量你究竟屬於哪一個社會層級。人們不是想了解你這個 “人",不是想理解你的心,而是想知道你的社會屬性與社會地位。

一般來說,銀行存款六位數以下得0分,七位數10分,八位數100分,九位數以上至少300分,四位數以下應該會直接趕出教會吧我想。當醫師加500,在台大總院工作另加1000分,分院打九折;世界名校加800分,博士學位再額外加200;國立大學教授加150,私立教職加10分;名牌衣服和皮包各加20,穿著破舊的話,這項目直接打0分;至於穿拖鞋、頭髮沒梳,衣服沒紮進褲子裏、挖鼻屎亂彈等等,至少倒扣30分。不管最後你得到好評或惡評,不管得到多少分,都讓人覺得痛苦不堪,根本不會想靠近這樣一些人。我有很多自稱是基督徒的朋友,動不動就會強調說:"趕快來我們教會哦,我們教會的素質很高哦,有醫生、教授、律師等等等,還有哪個大學校長,什麼院長,也都常來我們教會哦。" 這樣一種教會,你還會想參加嗎?

三,智能、理性與在乎

2015.09.08 巴勒網留言板出現這樣一則氣壯山河的留言,令我印象深刻:

“我對你們的立場真的很懷疑!反美沒有問題,但把一切責任怪罪美國合理嗎?你們引用文章資料以偏概全?美軍在伊拉克屠殺埋葬一萬人?有一部份是活埋?今時今日被揭發後會沒人提起?你可以說美國入侵伊拉克,但是海珊的罪行卻一點也不提?利比亞如是,敍利亞如是,難道巴沙爾卡達菲都是愛民如子的嗎?反美反得你們神智不清,是非不分!反對軍火貿易?台灣不買美國武器如何自保?生活在幻想的事實及世界中真的可憐!這樣只會令你們不受尊重!"

一般來說,有著這樣一種發言水平者,通常IQ不高,姿態卻很高,往往有著一定的所謂社會地位。留言者署名杜礎圻。我看了一下他的履歷,果然輝煌:

“杜礎圻。現為民建聯教育事務副發言人,青年民建聯副秘書長及中國歷史教育促進會(香港)會長。大學於樹仁大學歷史系就讀,並到上海復旦大學修讀國際政治碩士,現正在澳門大學修讀國際關係博士,研究方向為軍事戰略。從小在香港長大,熱愛香港,希望為香港盡一分力。"

我不知道什麼是民建聯,想必也是一種相當輝煌的進步組織。比較令人訝異的是 “中國歷史教育促進會香港會長" 這個頭銜。這樣的一種理解程度,也能促進歷史教育?看來兩岸三地其實文化水平與社會風氣都差不多,許多馬文才當道。

我們不過只是講一些基本常識與基本現象,這位杜先生卻姿態曼妙地跟我們要證據,說我們 “神智不清"、"是非不分"、"活在幻想中"、"很可憐"、"難怪得不到人們的尊重" 等等。我發現,通常缺乏深刻理性能力的人特別喜歡強調自身的理性;通常不在乎證據只在乎立場的 “立場人士" 們,特別喜歡跟對方要證據,以示其客觀理性。記得黨外時代,周遭無數自以為很理性的同學,常要我拿出國民黨貪污、拿出蔣家做過壞事、蔣公曾經殺過人的證據來。我一一拿出來了,但他們總是說那是敵人的抹黑,說我怎麼會去相信那些可笑的謠言和道聽途說;他們很喜歡說:"如果蔣家不好,怎麼會成為世界的偉人、世界民主的燈塔?" 有的還會姿態隆崇地教訓我說:"我們要有理性去判斷是非,請問你有親眼看到蔣公殺人嗎?你有親眼看到國民黨貪污嗎?"。

許多時候,我們講的不過只是一種 “只要是人,就應該知道" 的基本現象與基本常識,但 “立場人士" 卻仍然喜歡故做理性狀地問你要證據,要你拿出證據來,甚至要求你必須 “親眼目睹" 才可以提出指控。記得差不多是1999年左右,有一群 “智障" 留學生,甚至還要我拿出 “美國曾經殺人" 的證據來。其中有一個還 “義憤填膺" 地說,不用很多,只要我能證明 “美國曾經殺死過一個平民" 就行。這個 “義憤填膺" 的學生,很可能是個善良的人;因為他若不善良,理應就不會那麼氣憤了。但光是善良還不夠,人總得還要有個基本的腦子。

許多時候,人們智能之低,令人嘆為觀止。但你可別以為這些人真的是阿貓阿狗,非也。這些人現在個個可是飛黃騰達,有的還是咱們的領導階層,正準備進一步權力接班,要不就是大學或醫院的院長、主任等等等。這些人儘管智能上令人難以恭維,但也不至於真的笨成那樣,他不是真的智障,而是根本不在乎。

講到證據,我也常想起台灣駐英代表處當年 (1998年) 也曾一直問我要證據,因為我寫了一封中英文對照的 “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傳遍海內外,影響台、英兩國友好關係,於是台灣官方便要我證明英國或歐洲社會有種族歧視這件事。這就好像有人要你證明 “台灣有詐騙集團" 或 “世界上有歹徒" 一樣。我跟他們說,你們在英國是從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的嗎?就算不看報紙不看電視,也總該有點常識吧。

這些人,難道真的笨到這個地步?當然非也。如果真的笨成這樣,哪能當上那麼多輝煌頭銜的職位?他們不是笨到無法理解基本事實與基本社會現象,而是根本不在乎。在乎與否,或許才是證據形成的關鍵。當一群人在乎某個東西,資料才足以形成一道道證據。

世界不管有多少問題,問題的癥結或許並不在於惡人惡事的存在,而是在於大多數人的漠然與漠視。這群兩手乾淨的人(理應也包括我在內),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也許比惡人還更加惡行重大。"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為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眾人潛藏的允諾。" 紀伯倫如是說。

說到在乎,我常希望哪天能重返奧地利,來到莫扎特寫 “唐喬凡尼" 的那個書房,派人支開守衛,好讓我偷偷拍下牆上展出的 “安魂曲" (天怒之日,Dies irae)真跡。這譜子,早已泛黃,對我如同至寶,對一個不在乎它的人而言,恐怕還比不上一張衛生紙的價值。

四,一個大寫的隱喻

我知道台灣駐英代表處跟我討 “英國及歐洲有種族歧視的證據" 是故意睜眼說瞎話,但我相信這位杜礎圻老兄應是秉持善意,發自肺腑,而這也許才是根本問題所在:為什麼我們明明住在同一顆星球,卻似乎各自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難道我們是不同物種,所認知的世界模樣也因之南轅北轍?

人的思想內容是一種整體(holistic)結構,當你看到其中一小部份,也許只是一句話,往往就能推知其全體認知結構的素質與內涵。也就是說,你從某人的某個言行片段,大約就能估算對方的整個 “世界觀” 乃至整個文化素質與智能水平,就好像從DNA就能推斷物種一般。

聽起來,彷彿在我們的一切言談底下潛藏著一個宛如DNA一般、一個大寫的隱喻。我從你的某種看法中,事實上就能知道你的全部思維,知道我和你之間的某種距離。人與人之間,有時表面意見相近,內在氣味實則相距億萬光年之遙。反之亦然。你我意見或許相左,但內在價值品味卻很可能相去不遠。當你看到這樣一種喜歡故做理性狀的 “證據人士" 的幾句傻話,你大約也就能馬上知道他的背後整個思想內涵與素質。

五,洗腦:人性的扭曲與個性的消亡

剛上大學頭兩年,在校園裏,就像孤魂野鬼,沒什麼同伴;許多時候,單槍匹馬,一人作業。當時,常有高醫同學,不管哪個科系,一群同學迎面走來,走過我身邊時,常會故意偏頭轉向做出不屑表情,或發出鄙夷怪聲,或指桑罵槐丟下幾句辱罵;甚至把我攔下,企圖動粗,怒罵我為什麼要破壞社會和諧?為什麼要反對戒嚴?為什麼要因此讓壞人可以自由做壞事來傷害社會?為什麼要抹黑世界所景仰的蔣家偉人和大有為的國民黨政府?究竟我從事這些壞事可以賺取多少黑心錢等等。

有一天,我去上課,看到班上幾個同學圍成一圈,正在討論黨外人士破壞社會與國家的敗行劣跡,其中有一個說," 我看他 (指我) 講話的樣子,真的很像共匪耶",另一個附和,並大聲拍桌說:"我想不通,為什麼政府要容忍這些人?為什麼不把他們統統槍斃!政府是在怕什麼?!"

當時,常有同學要我舉證,他們說,不用多,只要我舉出 “一個" 例子就行,證明國民黨曾經做壞事的例子。我總是說:"我沒法舉證,因為我沒法證明豬八戒的醜陋;也許你應該倒過來問,你應該問我到底國民黨有沒有幹過什麼好事才對。"

應該差不多是1984年吧,我一個人在高醫後門的校門口散發自己寫的黨外傳單,當下覺得這樣發太慢了,所以就利用午餐時間,走進學校餐廳,那裏用餐的人多,直接發給同學比較快。我走進去,逐桌發傳單,許多同學就開始鼓噪,集體拍桌叫罵,拍得還挺押韻,我還以為是什麼朱宗慶打擊樂團在練習呢。那些同學一邊叫囂拍桌,一邊大喊大叫,叫我 “滾出去"。有人喊說 “政治滾出校園",但我沒滾,當做沒聽見,繼續發傳單。過一會兒,突然瞬間感到脖子及背部一陣劇痛,非常狼狽。原來有個忠黨愛國的學生 (類似時下流行、張牙舞爪的愛台灣學生),拿起一碗熱湯,偷偷從我背後掀開衣領倒入。

台灣人,面目模糊,集體性格很強,缺乏個性,有一種一窩蜂追著主流跑的明顯習性,對落水狗或弱勢一方,"正義感" 非常亢奮而強烈。而且,越是年輕者,一窩蜂追著主流跑的集體性格就越顯著,幾乎是一面倒。過去如此,於今尤烈。套用台灣的流行用語來說,就是追求一個 “夯" 字,簡單說就是西瓜倚大邊,拿香跟人拜,永遠跟著主流走;他不太會有自己的想法與判斷,主流媒體及主流政治勢力怎麼灌輸,他就怎麼全盤接收;主流媒體怎麼造謠,他就怎麼相信怎麼散播,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與機器無異。主流思維要他怎麼想,他就會怎麼想;要他怎麼措辭造句,他就會怎麼措辭造句;要他恨誰,他就會對之恨之入骨;要他愛誰,他就愛到發狂,非常忠心;要他蠢血沸騰,他就馬上沸騰給你看,像電茶壺一樣;要他降溫,他也會馬上降。

比方說,過去舊國民黨時期,常用 “偏激" 二字指責少數異己,"機器人" 們就會 “偏激"、"偏激" 地罵不停,連換個其它措辭也不會。當今流行 “傾中賣台" 指控 ,他就會不斷 “傾中賣台" 地罵不停;現在流行 “黑箱" 用語 ,明明人家透明得像水晶球,他卻一直 “反黑箱"、"反黑箱" 地激動抗議 (對自己的綠色主子們簡直伸手不見五指的烏七媽黑作為,他卻完全無所謂)。如果哪天外星學者蒞臨地球,也許會對這樣一種相當特殊的 “地球人類學" 現象感到十分有趣,也許外星人會得出一個結論,認為這個物種並非生物,而只是一種 “擬似生物" 的機器,類似 “電腦不是腦" 一樣的道理,因為實在太乖了,只有機器才會乖到這種幾乎與輸入指令分毫不差的地步。我們家阿憨如果可以這麼乖多好。

我常覺得,西方社會的學生往往比較會站在社會的前端,影響整個社會往文明良善的方向發展,理性思維較豐盛,並且有一種獨立存在、而非經由媒體或鎂光燈所灌輸與塑造的真實熱情與思想。但在台灣,我看不到幾個這樣的年輕人或學生,稍微有點不同於一般人,便足已讓人驚為天人。

台灣人也從來都不是一個相信和平的族群。遇弱則強,打起落水狗,簡直是強到一種囂張跋扈、為所欲為的地步;但卻 “遇強則弱",弱到往往只能以窩囊來形容,連個屁也不敢放。"遇強則弱" 者,當他遇弱時肯定非常非常的強,對於少數一方或弱勢者,絕不留情;特別是當他相信你是敵人而且你又是屬於極少數時,更是有一種人人得而誅之的強烈集體嗜血衝動。

過去黨外辦活動或遊行時,國民黨最喜歡動員學生出面反制。比方說,你要紀念228,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經常就會故意在你要辦活動的時間和地點也來辦個學生雷射狂歡舞會,看你228那天還敢不敢去紀念228;你若去了,肯定會和學生爆發肢體衝突,然後主流媒體就會對你大加抹黑,並大加肯定學生的愛國愛鄉情操與正義感和熱情。黨外時代,每次遊行經過高中或大學時,往往非常可怕,反彈非常激烈,群情激憤,甚至經常對群眾使用暴力,例如從教室裏頭丟東西砸你,或拿棍子攻擊等等。女學生往往就會熱淚盈眶地大合唱一些愛國歌曲,表示對當權者毫無保留的支持,對少數反政府害群之馬的唾棄與不屑。

不管怎麼改朝換代,台灣的學生始終一個樣,完全聽令於主流政治勢力的指揮與灌輸,甚且變本加厲;時至今日,加上網路的興起,灌輸與使壞更加容易,幾乎來到一種可以說是完全瘋狂的非理性、去人性狀態,與紅衛兵無異。當一部機器被程式設定,認定你是敵人時,這機器就會想辦法去消滅敵人;"它" 不需思索,也無能思索,而只是一味接收指令。

對於諸如往我身上淋灑滾燙熱湯的這類肢體攻擊事件,並不令人意外。讓我訝異的是,當我因為劇痛而頓時狼狽不堪時,在場的許多同學竟然歡呼起鬨,大聲為這位拿熱湯淋我的 “勇敢愛國" 學生的 “義行" 喝采叫好。事後我常回想這些事的點點滴滴,我能理解洗腦足以消滅人的理性,但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何連人性也能如此扭曲?今天就算是一個敵人或壞人,當他突然遭受傷害或身體危險或不公平的對待時,我們當下的直覺反應難道不是應該馬上出手相救?怎麼反而會集體拍手叫好?

1983年,我成年了,成為一名不要命的黨外人士。從1983到差不多1985年,那是一段特別痛苦難熬的孤獨年少歲月,不堪回首,略過不表。

底下只是1986年之後,政治高壓逐漸退散的一些往事如煙。信手拈來,無足輕重,只是一種例子。至於真實烽火,千百倍於此之慘烈。

六,記住你們今天所說的話

1986年,許信良以黑名單身份,企圖闖關回台,爆發桃園機場事件,接機群眾被鎮暴部隊和便衣警察打得頭破血流,而且國民黨還自導自演,由便衣警察與特務自己翻警車,自己丟石頭砸自己人,然後配合媒體拍照,製造 “暴動" 假象。我隨同江鵬堅等人 (民進黨的創黨主席),參與那次的接機行動,目睹事件一切過程。事件落幕隔天,我回到學校圖書館念書,發現圖書館的雜誌區桌子上竟然擺放著一堆黑函供人取閱,全是在罵我。

其中最著名的一張是以漫畫形式出現,我被畫成一條狗,印象中那條狗很瘦,也許是因為我大學七年很窮,一年365天難得能有5天填飽肚子,一度餓到僅剩40幾公斤 (後來當起醫生,開始有飯吃之後,至今一直維持70公斤),外形很像非洲饑民,骨瘦如柴。黑函漫畫中,我變成了一條狗,脖子上掛著狗鏈,後面有個滿臉橫肉、嘴裏叼根煙的地痞流氓 (意味著共匪或共匪的同路人例如黨外),牽著 “我" 在地上爬。

來到圖書館,我一就座,周遭同學就逐個圍攏過來,譴責,羞辱,不外就是想質問我為什麼要破壞社會,為什麼要暴動打警察等等。我說是警察打人,不是群眾打警察。沒想到我此話一出,竟爆出哄堂笑聲,四周同學一下全都被我逗笑了。他們之所以忍不住發笑的意思是,我怎麼連如此違反常識的謊話也說得出口?我怎麼會笨到竟然相信壞人散播的謠言?其中有個同學語帶輕衊地說,"警察被你們這些暴徒打得頭破血流!警察怎麼會打人?" 他說,"你要撒謊也要撒得有點常識。" 圍勦過程略過不表,最後結局是,我對大家說,"就讓我這樣說吧,今天是1986年某月某日,你們就請記住這一天,記住你們今天所說的話,也許若干年後你們會回想起這一天,並且為此感到後悔也說不定。"

七,學習用愛、用美的眼光欣賞世界?

1987年,我和戴振耀等人在恆春核三廠發起台灣第一次的反核遊行。同年,我與施信民及張國龍等二十四人,歷經五次極其冗長的籌備會議,一字一句地討論章程,一同創立了台灣環保聯盟。大約就在那之前,我在高醫還參加了生平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大學社團,好像叫做什麼生態保育社之類。這個社團的主要活動是賞鳥。我之所以加入,不是為了賞鳥,而只是想要在這個以環境生態為名的社團裏頭談談環保問題,特別是高雄的楠梓、仁武與林園一帶,工廠林立,空氣和水源污染到極致,完全無法無天的狀態,空氣臭不可聞,飲用水更是充滿重金屬污染,對居民健康危害極大。

記得社團開會的那一天,我站起來講話。我提到說,我們既然是一個有關環境的社團,是不是應該關心一下環境,而不是每次都只是賞鳥。我的發言立即遭到主席與眾人制止。會後幾天,一些同學像流氓圍事那樣,一群人來到教室外堵我,要我識相點,要我自動離開社團,否則….,否則….,哼哼哼….。否則怎麼樣,他們沒說。他們還叫我不要用政治來污染乾淨的社團和大學校園,要我學習用愛、用美的眼光欣賞世界。

他們倒是沒有要我舉證,沒有要我證明高雄楠梓後勁及林園和仁武一帶的污染有多嚴重,而是直接否認,認為這些都是 “政治" 問題,認為清純的學生不應過問也不可能會想要去過問,只有那些別有居心的壞人,才會關心這類問題,因為這些全都是共匪的 “陰謀",企圖破壞社會,企圖抹黑政府云云,就跟現在 “愛台灣" 的年輕一代講話與思維方式與內涵素質一模一樣。

八,情感與道德的一致性

上大學之後,我常自己寫文章,自己做成傳單或海報,自己一個人在大街上或校園裏散發,幾度引來警察,有兩次還被抓到警察局。一次是因為警政署長羅張否認他認識搶匪溫錦隆,但你怎麼可能不認識自己的貼身侍衛?我有他們兩人的合照為證。那一次,我在高雄師範學院門口被捕。警方看我可憐,偷偷在我耳邊說:"你這樣會被退學,以後當不了醫生,你要想辦法自保。" 做筆錄時,警方就一直故意想把我的口供引導成我只是拿錢幫人發傳單,以便幫我脫罪。但我堅持說,這些傳單全是我自己寫,自己影印,沒有任何人請我這麼做。

1988年,蔣經國過世,全台如喪考妣,連音樂也不能聽了,電台把音樂節目全部取消,甚至連日常微笑都犯忌;就連大家平常講話,或是電視播報,個個突然全變成哽咽聲,垮著臉,死了爹娘似的。當我一聽到蔣經國過世的消息,馬上用幾分鐘的時間寫了篇文章,印成傳單,一個人在高醫校門口散發。我在傳單裏頭說,台灣有幾萬名不見天日的雛妓,無數的原民住貧童和童工,每年數千名小孩生病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而致死,大批漁民出海經常被菲律賓等國綁架勒索或非法判刑等等,對於這些人的處境,我們從來沒有絲毫痛苦,從不關心,卻反而對一個獨裁者之死如此動情,這樣合理嗎?這樣合乎人性嗎?我還寫說:"蔣經國死了,我倒有點遺憾,因為我真想親眼見到獨裁者下場的到來"。

那一天,不到兩分鐘,幾輛警車就趕到高醫現場,抓江洋大盜都還沒有這種陣仗與效率。警察來抓我時,附近商家有人跑出來,叫我快逃。但我當然不會逃,我又沒做壞事,幹嘛逃?很快地,我就被抓走了。

九,人權是一種禁忌

同樣是1988年,我著手寫 “台灣的小孩不值錢?–1988年台灣兒童人權報告",跑遍全台。寫完之後,一開始是給高醫校刊 “南杏" 刊登。校方說,文章裏頭有些情節不可思議,要我舉證。例如數萬雛妓成為人口販子的搖錢樹,例如黑道毆打、電擊雛妓,施打荷爾蒙強制提前發育以逼迫賣淫等等,例如原住民童工和大量流浪兒童,以及每年大約五千名病童因為經濟因素而放棄治療致死等等。當時高醫甚至有些病童,明明可以治療,就只因為缺錢而移除所有醫療,父母抱著小孩到附近三民公園走一圈,然後就回來要求醫師開立死亡證書。記得那時高雄長庚還有個小女童,眼睛開刀只需五萬元,家長籌不出錢而只好讓她的眼睛瞎掉。

當初之所以決定寫這樣一份調查報告,是因為那一年我剛好分派到高醫小兒科見習。我的一個小病人,今天還在,隔天卻不見了。我很訝異,跑去問護士說,"請問我的病人去哪了?" 護士說,"AAD了啦"。什麼是 AAD?護士說,AAD (Against Advice Discharge) 就是 “不聽勸告自動出院" 啦。我繼續問說,"那個小孩不是病得很嚴重嗎?為什麼不聽勸告硬要出院?" 護士似乎覺得我這樣問很外行,大聲說,"笨蛋!AAD就是家長沒錢啦"。

高醫校方針對我這篇長達一萬多字的兒童人權報告,竟然一字一句地要我提供證據,藉以百般阻撓刊登。我一一提供了,最後他們沒話說,只好刊登。因為阻撓過程很瑣碎而漫長,存心找麻煩,所以我事後還寫了封信寄到學校,向高醫校方索取 “精神虐待賠償費" 及 “查證費用" 各一塊錢。高醫當然不會給我這兩塊錢,而我也只是藉此表達不滿。

記得當初寫這篇兒童人權報告時,除了跑遍全台許多機關及中央圖書館,當然常常得跟高醫圖書館借書。那時候高醫的規定是,學生一次只能借兩本書,醫師或老師則依不同年資與位階可以一次借10到20本。於是我跑去跟一個老師借他的借書證。兩天後,他從同學那邊知道我是在寫一些有關雛妓、原住民貧童及重大疾病兒童無錢就醫每年數千人致死的文章,那個老師很害怕,立即討回他的借書證不再借我用,而且一直拜託我別把他借我借書證這件事情抖出來,他說,一旦抖出來,他的前途就完了。

十,兒童人權是一種新概念

1989年3月29日,我創立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叫做 “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會員一百多人,宗旨只有一個,就是提倡 “兒童人權" 的觀念。同年4月4日發起示威遊行,我擔任總指揮,要求開辦 “重症兒童免費醫療保險",參與遊行者僅五十多人,荷槍實彈的武裝警察和便衣卻來了兩百多人,情治人員更是遍布高樓與天橋,一路蒐證。遊行最後來到高雄市政府,大門口一堆警察以人牆團團圍住保護市政府,並舉牌警告,要求解散。當舉牌舉到第三次時,原本擔任司機的戴振耀卻衝出來,搶走我的麥克風說:"要坐牢我來坐,你還要把醫學院念完"。

如果我沒記錯,當時的相關兒童預算僅七千多萬,隔年卻增加到十幾億,同時編列了更多相關工作人員的職缺。

在那個年代,"人權" 二字是犯忌的,更不用說 “兒童人權"。就連絕大多數心裏偷偷支持我的老師、同學或甚至黨外朋友們,也一樣跟我說:"你關心兒童悲慘處境,用心很好,但是,兒童怎麼會有人權呢?" 這就跟很多人一開始聽不慣 “動物權" 的概念一樣,人們總是說 “兒童怎麼會有人權"?常要我重新再想一想,究竟推廣這樣的觀念是否妥當。我無言以對。就連我的好朋友劉峰松老師也曾經跟我說,當他第一次看到我的 “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時,心裏也著實吃了一驚,心想,兒童怎麼也有人權?當然,他並不反對,只是說他一時覺得突兀,因為前所未聞。

十一,當人權變成一種政治工具和武器

為了避免引起人們對於 “人權" 二字的驚懼,我把原本想取的組織名字,由 “台灣兒童人權協會" 改為 “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

至於我那篇 “台灣的小孩不值錢?–1988年台灣兒童人權報告",不知道是誰私自幫我投遞,在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得了 “醫學生最佳著作獎",獎金一千美元,讓我在涉嫌叛亂走投無力、四處被醫院解聘之際,暫時能有一段時間和輟學在家的學姐兩人能免於饑餓。NATMA 是個非常綠油油的團體,其中很多人目前都在台灣,有的是醫界大老,有的當官,我想他們一定故意忘記這些事了。那時候,我常收到他們由美國寄來的當地中文剪報,而且幾次問我想不想到美國留學,說他們可以負擔我所有的學費,甚至當我因為叛亂案被限制出境時,還有人從美國託人帶來口信,問我想不想偷渡出境。

當時,我連寫個私人信表達感謝,都會被全文刊登在海外中文報紙,就像現在的什麼圓仔花運動的英雄似的。但我想,他們並不是真的關心什麼兒童人權,而只是因為我的這些行為嚴重傷害了國民黨的形象,於是被他們視為同志。人權,被當做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和武器,而不是一種基於對生命的情感與憐憫。

十二,當叛亂成為一種義務

後來,海外有人把我這篇兒童人權報告翻譯成英文,寄給一些國際人權機構及聯合國。聯合國隨後在一份有關亞洲童妓的調查報告中引用了我的文章。此舉更是破壞了國民黨政府的偉大英明形象,於是,這文章後來竟也成為我的叛亂罪證之一。

1989年11月20日,聯合國通過 “兒童權利公約"。透過一位我非常尊敬、目前移民美國的台大小兒科教授楊明倫醫師的幫忙,我取得了這份公約草案,隨即請他翻譯成中文。當時,某家藥廠正好要印製月曆送給各醫院小兒科,這份中文版的兒童權利公約於是就印在這份月曆上,贈送給每家醫院。

同年1989年6月,學姊因為把我的這篇兒童人權報告刊登在高中校刊上,被退學。光輝10月,我被控陰謀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推翻政府,以煽惑內亂罪移送法辦。12月的聖誕節前夕,郵差在我租的房間樓下喊說有掛號信,我很開心,以為是什麼仰慕者送來聖誕禮物,結果是法院傳票,上頭寫著 “叛亂" 二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涉嫌叛亂" 公文,頓時腦袋一片空白。四面楚歌的痛苦年代,突然面對所謂 “叛亂" 這樣一個遭遇,即便我早有覺悟,當下心裡依然沉重。公文上還寫著:"三次開庭不到,將逕行拘提。" 但我始終都沒有出庭應訊。

我隨即並在黨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一個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我說,既然是 “義務",我不需要也絕不願意接受任何聲援。畢竟天底下沒有一方面履行義務,一方面卻又藉此搞什麼抗爭與聲援的道理。菊姐等許多前輩,要我以 “言論自由" 的辯護方式脫罪,我說,我寧可一死也絕不會這麼做,因為以 “言論自由" 脫罪,在我聽起來就好像說我只是言論上說說而已,並不當真。但我絕非說說而已。我既然這麼說了,當然也就是要這麼做。我在文章裏頭說,我不願參與司法遊戲,此案對我而言已然結束,我已做了我該做的,其它的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那一年,1989 年的四月七日,鄭南榕自焚,五月十九日,我的好朋友詹益樺在總統府前就當著我的面自焚;送醫途中,在我懷裏斷氣。

在我揚言絕不出庭之後不久,開始傳出我準備接續鄭南榕和詹益樺自焚的各種報導。我打電話去報社和民進黨部罵人,因為我根本不是會想要自焚的那種人,我不是那種個性。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人們誤以為我憑空說大話卻沒做到,那對我是一種人格上的重大誤解與傷害。但是,很多同志好像很希望我自焚,不斷對媒體放話說 “陳真準備要自焚了" 哦,似乎希望我自焚之後,他們就又能藉此炒作,成為一種可供個人或政黨利用的所謂政治資源。

另一方面,很多同志,包括台權會,仍依其舊有習性,打算發起所謂 “聲援"。我對他們一個個痛罵,他們被我罵得莫名其妙,好像完全無法理解我究竟是在生氣什麼,究竟是在罵他們什麼。我說,如果我一方面說 “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然後一方面卻又接受你們來聲援我,那我豈不是一個言行不一的混蛋?但我發現沒有人聽懂我在說什麼。

當我被以叛亂罪移送法辦時,正在彰基實習。常有情治人員打電話來談條件,希望我出庭受審,他們表明願意以高規格接待,派車接送。但我一概拒絕。台灣的司法很奇怪,像黑幫一樣,會一直來跟你談條件。有罪就判有罪,有什麼條件好談?那一段時間,我正好在外科實習,所以外界總是以為我是外科醫師。記得有一天,離開開刀房,準備回家,醫院服務臺打電話來說有個民眾親自送來一份剪報。原來是一個作家寫了篇文章刊登在報紙上,很長一篇,標題叫 “淡然就義的陳真醫師"。文章裏說,我自認是個小人物,自認不值得任何聲援,故而不願打擾眾人的清靜。

但我並非此意。我的確始終認為自己不值得人們任何特別的關注。重點是,我並不看重自己的同時,我也同樣不看重別人;我若小,別人當然也不會有多大;大家都一樣,都只是一個 “人"。既然是人,就沒有 “誰比較重要" 的道理。我們總不會說這條狗比那條狗更重要,除非牠是你家的狗,否則就沒有什麼重不重要之分。再說,一個人如果宣稱 “對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既然叛亂是一種義務,那他怎麼可以還讓別人來聲援?就像你繳了稅,盡了義務,你可以還讓大家來聲援你嗎?聲援什麼呢?

十三,人權是一種政治污染?

1989年,就因為公開主張台獨以及在政見會上呼籲群眾以選票推翻國民黨這兩項基本罪名,涉嫌叛亂 (法律規定叛亂犯不得當醫師及公務員)。隨後一整年的時間,被每個醫院不斷解聘,直到後來因為王永慶的大膽收留,終於能當醫師,在林口長庚醫院工作;條件是,要我簽下一紙切結書,上面寫著:"本人日後若因叛亂案被捕或入獄,一概與長庚無關。" 這事當然與長庚無關,所以我就簽了切結書。

記得那一年,剛好遇到醫院幾年一次的評鑑。評鑑前一天,大家開會討論如何因應。有人提議說,一些病情比較嚴重,具有暴力攻擊傾向、行為比較混亂的病人,就把他們關進保護室,以免 “難看",以免讓評鑑委員 “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發言反對,我說這違反病人基本權益。我說,病人難道不就是因為病得很嚴重,所以才送來急性病房?哪有什麼難不難看的問題?不料,隔天我的一位病患依然被四肢五花大綁,關進保護室,綁了幾小時,直到評鑑委員離去才鬆綁,害他尿褲子。

我事後開會又重提此事。會後,一位待我甚為友善、非常照顧我的醫生,跑來找我,叫我以後不要在醫院再提起 “人權" 二字。他說,這裏是醫院,不是立法院,這裏只談醫療,沒有什麼人權的問題。他很生氣地要我以後不要再拿 “人權" 這種 “政治字眼" 來 “污染醫療"。我當下無言,默然以對。我很想跟他說,人權只是生活中隨時會遇到的問題,不是什麼政治污染。

十四,文化不變,一切都不可能改變

1994-1995年,我收到一張精神醫學會發給所有醫師的公文,上頭寫說大家注意,有好康的哦,某藥廠招待大家旅遊,歡迎攜家帶眷免費參加。我看了很不以為然,難道藥商是在 “養" 醫生、好讓醫生多多開藥讓他們賺大錢?這樣的事,大家不但不反感,怎麼醫學會居然還發出公文 “好康倒相報",叫大家趕快來搶好康。於是我就在當年的精神醫學會年會上提了個案子,要求大家針對藥商饋贈及醫藥利益輸送等問題做些討論,看看這樣一些事是否完全理所當然而毫無道德爭議。

結果,案子還沒提出便引爆軒然大波。醫學會一些高層和大老不斷打電話要我撤回案子,說我這樣的提案一出,我會變成醫界的全民公敵,我在醫界將沒有前途。我說我無所謂。但他們仍不死心,一直想辦法要我撤回提案。我說,你們如果到時候擅自撤掉我的提案,我就訴諸媒體,訴諸社會大眾,讓大家來檢討看看醫界盛行的醫藥利益輸送問題到底應不應該存在,到底應不應該受到規範與監督。

後來,我的案子還是提出來了,隨即接到醫界許多來信,大多是一些醫界大老寫來的信,約略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我的想法是對的,這派人數較少。另一派為數較多,認為醫生跟藥商拿點錢、甚至收點回扣紅包都是應該的,不是一種道德問題。他們說,這就像選舉一樣,賄款大可收下,但要投票給誰是自己的事。他們說,醫生收紅包回扣也一樣,收歸收,但藥物要怎麼開,我們都是秉持專業良心的。

這事在醫界內部延燒至少一年。精神醫學界某些 “高層",見我堅持提案,明的施壓不行,就來陰的。陰暗之事,略過不表。後來我又寫了些文章刊登在報紙上,有媒體做出回應,讚揚精神醫學界之 “勇於自我檢討" 紅包與回扣及醫藥利益輸送問題。其實它不是自我檢討,而是我想檢討,結果害自己被大家 “檢討"。

當媒體開始讚揚精神醫學界之 “勇於自我檢討" 時,我發現很多醫界大老的態度就開始轉彎了,開始改口說醫藥利益輸送問題影響病患權益巨大,確實需要檢討改進,建立規範。

時至今日,台灣醫界依然貪腐,甚至比過去更加嚴重,差別只是在於從過去的明目張膽跑到檯面下運作,並且擅於巧立各種名目給錢。但我在此要說的仍是舉證。在當時,人們同樣要我舉證,要我證明世界上哪個國家的醫生不跟藥商拿好處。現在人們應該不會再要我舉證了,他們在檯面上往往說得很好聽,什麼醫學倫理之類,但檯面下卻又是另一種光景。我不知道這究竟算是一種進步或退步?觀念與修辭確實是進步了,但扯爛污的行為卻變得更精緻,更隱密,更多名堂。

我常想,也許真的有這麼一種東西叫做文化,文化不變,一切都不可能改變;所謂改革,將全屬皮毛。就像泥土那樣,沒有那樣的泥土,就長不出那樣的植物和果實。一個人想重新做人,斷然也不是跑到理髮院改變髮型便了事,那樣一種改變毫無意義。醫界如此,政界如此,各行各界的所謂改革,難道不也是同樣的道理?!

十五,告別童年

1995年,我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為了多賺點錢,直到1997年才出國。抵達英國一個月後,因為常看報紙提到或聽到一些種族攻擊或歧視的事,於是我就寫了 “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沒想到,英國方面反應良好,甚至還有英國國會議員興奮地晚上跑來我宿舍按鈴拜訪,表達支持與讚揚之意。但是,台灣留學生卻氣炸了,彷彿我拆穿了他們純屬虛擬的浪漫留學夢似的,對我恨之入骨 (我很難體會此恨究竟從何而來)。當英國與歐洲社會經常普遍檢討其內部社會諸多種族不平等與族群衝突的問題時,台灣當局及台灣留學生卻要我舉證。台灣的駐英代表處說我破壞台、英關係,要我舉證,證明英國及歐洲社會的確有種族歧視這回事,台灣留學生更是開始用各種極其卑劣陰暗邪惡的手段對我全面抹黑、騷擾與攻擊。

我常說,我常感覺自己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真正 “出社會"。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總算真正體會到原來人性可以這麼壞,可以陰暗邪門到如此極端而難以想像的地步。在這之前的十多年黨外經歷,雖然痛苦而慘烈,但你面對的是國家,國家自然有國家使壞的一定方式,比較有制度些,莊嚴些,文明些,有尊嚴些。但是,當你面對的不是國家不是體制,而是躲在陰暗處可以任意對你為所欲為的任何一個匿名的個人時,你是毫無尊嚴可言的。你會發現,原來人比國家還可怕,原來人性可以邪惡陰暗到如此複雜齷齪的地步。特別是當年網路開始運作,陰暗邪惡之事更是無遠弗屆,完全可以對你為所欲為。

也許可以這樣說:在這之前,我一直是未成年;直到這些事之後,我彷彿才真正告別了童年。就像尼采說的,我注視著黑暗深淵,終於了解了它的陰暗,但就在我注視深淵的當下,深淵其實也注視著我,於是我彷彿從此失去了童年而不再單純。

十六,告別所謂同志

1998年,我開始發現,原本與我關係友好的民進黨人及一些朋友們,藉著抹黑大陸人及挑撥族群仇恨,藉以炒作台灣社會的內部敵我區分;就像美國麥卡錫時期那樣,開始玩起舊國民黨那一套忠黨愛國 (忠於民進黨,愛台灣國)、檢驗思想忠貞的把戲,藉以謀取私利及政權。我一開始還不忍心公開批評過去長年友好甚且有恩於我的同志們,所以都是私下寫信,委婉相勸。常有朋友回信說我小題大作,要我舉證,證明民進黨墮落了。我很訝異,都已經醜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地步,幾乎所有過去國民黨的惡行你們全套都學了起來,而且學得青出於藍,竟然還要我舉證。

隔年的春節,我寫了兩張賀年卡,寄給民進黨中央及邱義仁,我在卡片上寫著:"看樣子,貴黨(過去是本黨)應該很快就會執政,因為貴黨墮落程度比光速還快,已經 “青(綠)出於藍"。" 在一個反淘汰的民粹社會裏,勝負往往只能訴之卑鄙,越是擅於操弄的卑劣齷齪者,就越容易受到人們的愛戴與擁護。

1999年,我寫了 “給長老教會的一封公開信"。藏了至少四個多月才公開。大約也在那時候,我寫掛號信給林義雄和方素敏,請他們以慈林文教基金會負責人的身份跟我道歉,因為慈林的工作人員與支持者,竟然在慈林的網站上說我原來是國民黨臥底的。從那之後,一直到現在,我幾乎不再跟過去無數的這些原本親密或友好的黨外朋友有任何連繫。

十七,同胞讓我理解了人性的深沉與複雜

1999年,我寫了些文章批評美國和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發動科索沃戰爭,刻意攻擊平民及各項重大民生設施,造成數十萬人傷亡,觸犯反人道之戰爭罪行。我並且批評台灣之長年為虎作倀,充當美國走狗,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一些 “愛台灣" 的留學生,隨即大量冒出來攻擊我,說我批評美國就是批評台灣,凡是批評台灣者,就是敵人。同樣地,這些人全部都是匿名,來陰的,抹黑、造謠、冒名惡搞等等等,甚至用 EMAIL 散發黑函給系上,說我利用劍橋的學校網路資源販賣色情光碟,已經被繩之以法等等,甚至還冒用我的名字騷擾系上許多師生。我根本無從澄清,非常痛苦。

我的指導教授一頭霧水。我解釋說,這是台灣人面對不同聲音的典型做法。他不懂,一直問我究竟被哪個單位抓到?問我說裡頭是不是有什麼誤會?需不需要他幫忙澄清?我說這裏頭沒有任何誤會,台灣人就是這樣做事的。我並沒有被什麼單位繩之以法,因為我根本沒有販賣什麼色情光碟,所有這一切,全是假的。他說他當然不會相信我會去販賣色情光碟,但他一直以為有個什麼司法單位或行政機關誤會了我。我最後跟他說:算了,你就當做沒這回事就好了,因為太難解釋了,台灣人的複雜與陰暗不是你能理解的。

我不敢說我見識過世界,但我至少看過世界各地許多人。老實說,我沒見過比台灣人品性更差的。台灣人不會跟你講理。他們相信,只要能透過造謠抹黑,把你貶低鬥臭說爛,說得不堪聞問,然後不管你說出什麼道理,自然就會失去一切意義。

十八,有效議論的前提

2001年,我和學姊從劍橋坐車去倫敦,參加波斯灣戰爭十周年紀念,跟幾十個英國人一起躺在大馬路上阻礙交通藉以抗爭,差點被警察逮捕,遣送回國。警察也許不忍心看我們 “提早畢業",最後只是把我們丟在路邊了事。事後,我寫了一篇 “反輻射混蛋與伊拉克禁運" 的文章,講述美軍在侵略伊拉克戰爭中大量使用恐佈的貧鈾彈,製造出大量癌症病患和畸形兒。寫完之後,十幾個網路與平面媒體刊登。記得有個環境資訊電子報,好像很懷疑貧鈾彈是我自己瞎掰似的,也是一直要我舉證。

2003年,美國再度入侵伊拉克,我寫了上百篇反對戰爭與侵略的文章,並參與掛名由一位比利時醫師帶頭控告美軍將領與布希等人觸犯戰爭罪行的行動,雖然零零星星還是會有一些來自台灣GGYY的辱罵或低能回應,但整體而言,至少在台灣,當你訴說美國的血腥暴行時,逐漸不再顯得如此怪異而罕於聽聞。

當然,在2003年時,仍然會有一些故作開明中立狀的人,會說我危言聳聽之類。比方說,記得在2003年3月開戰之初,有人說,為了民主,就算美軍發動戰爭 “殺死幾個人" 又何妨?我曾寫文章反駁,我引用聯合國和劍橋一個著名的學生反戰團體叫 CASI (反伊拉克禁運組織) 的數據,預測美軍一旦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將造成多少人命傷亡,並指出美軍早在1990年就開始照三餐轟炸伊拉克,為地面入侵和長期佔領鋪路,並且還透過非法禁運,刻意污染和破壞民生飲水設施,以公衛做為一種軍事手段,造成50萬名伊拉克小孩的死亡。

2003年3月,美軍發動侵略戰爭,結果不到一個月,美軍就入侵並佔領了伊拉克。台灣那些故作開明中立的民主人士們很開心,立即嘲笑我之危言聳聽。事實上,我當初引用的那些傷亡預測數據,不但沒有誇大,而且恐怕還不及真正血腥慘狀的千百分之一;就連我也沒想到,伊拉克竟會淪為如此恐怖的人間煉獄,而且越演越烈,似乎完全看不到明天。

在台灣很難 “討論" 事情,因為所謂"討論"是這樣一種東西:首先,知識程度要對等。其次,智商至少要60以上,你必須至少要聰明到知道自己懂得什麼以及什麼不懂。假若實在是笨到不行,其實也沒關係。對我而言,一個人就算再怎麼笨,多少都還是可以溝通。但是,如果一方面非常笨,非常無知,但卻又以為自己很聰明,姿態非常高時,我們就無言了。

十九,歷史像月經

在舊國民黨胡作非為的時代,你說國民黨壞到爆,你說蔣家獨裁,沒有人相信,大多數人會說你思想偏激。特別是在校園,完全一面倒支持國民黨。如今也一樣,甚且變本加厲,你說綠油油的勢力狡猾卑鄙,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請問幾個人會信?請問你能找到幾個不綠的?特別是在校園,完全一片綠油油,非常忠(民進)黨愛(台灣)國。我常覺得,歷史真的很像月經,每隔一段時間就來個循環,同樣的問題再度折磨一遍。我們看過去的荒謬時光,難免可悲,眾人付出慘痛代價;但我相信,三、五十年後,當人們回頭察看眼前這段荒唐卑劣的政治歷程,忠奸易位,善惡顛倒,也許也會同樣悲從中來。

二十,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在各種社會觀念與政治氛圍的更迭之中,我發現,總有一群擅於言語包裝、鎂光閃閃的人渣,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永遠站在最爽最有利的位置,既安全又有改革美名,藍綠通吃,名利雙收;迎著鎂光閃閃,成為美妙動人的進步人士;好像什麼都不用做,任何代價都不用付出,就只需要聯合主流媒體炒作,開開記者會,簽簽名,動輒發表救國救民的偉大聲明,然後就儼然是個救國救民的理想家。當然,這是屬於最為卑劣的一群,而且我還相信,這群人渣的勢力肯定會越來越龐大,因為,我相信,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人民,自然就會抬舉出什麼樣的人。難道你能想像台灣人會抬舉林弘宣?抬舉陳映真?抬舉陳明忠?抬舉林書揚?

我常想,究竟是邪不勝正,還是正不勝邪?我的答案是後者:正是永遠勝不了邪的。但是,正的一方之註定失敗,恰恰成就了它應有的價值。正的一方之悲劇宿命,使得宗教成為一種可能,乃至成為一種必然。上帝如果是一種概念,那它便是拿來做為一種度量衡,藉以衡量孤獨究竟能有多深,痛苦能有多痛。

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也許有八年、十年那麼久,特別是叛亂案發生後,我感覺自己就像鬼一樣,人見人怕,醫界同事或同學大多很怕與我扯上關係,而且充滿極度扭曲的誤解。善良一點的,躲得很遠,能閃則閃;卑劣一點的,百般羞辱嘲諷或是落井下石 (這些混蛋,現在每一個幾乎都是深綠)。因為叛亂案的關係,加上各種有關自焚的傳聞不斷,我怕連累父母,而且很難面對他們,決定藏身避不見面。沒想到,兩年後,當我再度與我媽見面時,卻已天人永隔。內在緣由,不堪回首。要是時光可以倒流,我想我絕不會走上同樣的路。

一切悲劇總該有個盡頭。有一天,當死亡來臨,個人的悲劇便已了結,但眾人的悲劇呢?

由於「巴勒網的留言板文字並沒有寫標題」,因此標題為文思革編輯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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