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談各層面的關係

也許是因為台灣人極為看重醫生這行業,實習醫師 (尤其未婚) 在台灣是特別吃香的。我雖當時骨瘦如材形神狼狽,宛若遊民饑民,人見人驚,多少還是會獲得一些比較善良、比較有同情心的護士或護生的 “呵護"。她們常說我老實,木訥,單純,見我衣著破舊,面有菜色,母愛難免油然而生,對我非常照顧。也因此,我常覺得我在醫院工作始終有好多個 “媽"。

在這樣一種所謂木訥老實的印象下,當同事們從其它地方得知我的一點政治經歷後,往往驚駭莫名。當我還是實習醫師時,我的 “媽媽" 們常因此表示很納悶很遺憾,這 “孩子" 平常連話都講不好,一個人獨來獨往,安靜得跟魚一樣,想不到竟然原來是 “陰謀份子"!想不到竟然還會拿麥克風煽動群眾破壞社會企圖推翻政府!想不到甚至還打算賣台!真是很可惜。對於我之 “誤入歧途",常表遺憾;善良一點的人,就會說那是因為我太老實了,所以可能是被壞人利用了。

“政治偏激份子"、"陰謀暴力份子" 的印象一旦深入人心,周遭許多對你更不了解的人就會以這樣一種刻板印象看待你。每次同事們集體邀約出遊或看電影、唱歌、聚餐什麼的,我從來不曾參加,就連每天中午或晚上,醫護人員總是會聚集在護理站的會議室一塊用餐,我也至今完全迴避。迴避久了,難免就會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別理他,他是個書呆子,只喜歡看書,不懂得娛樂;或是,別理他,他怪怪的,是不是哪根筋有毛病;或是,別理他,他不會喜歡電影、不會喜歡藝術的,他只關心政治。

當實習醫生時,曾有一個護生跟大家宣佈說:不用邀他一起去玩啦,在他眼裏,就算眼前是一片美麗的山,一座美麗的森林,他也只會看到整座山林寫著:"台灣獨立" 四個字。對此我很無言,因為我這一生,私底下從不喜歡跟人談政治;每次被迫談起政治或遇到眾人談政治的場合,我就趕緊踉蹌逃離現場。

不過,各式各樣的誤解幾乎就是生命的一種常態,久而久之,你也只能學著去適應眾人永無止盡的各種誤解和異樣眼光。不管是褒或貶,全是扭曲誤解。其實我一點都不孤癖,而且恰恰相反,我是很喜歡馬戲團的,要不然也不會剽竊 Emir Kusturica 給自己取個 Emir 的名字,意味著與之臭味相投。

吸血鬼因為某種身世與遭遇而註定得活在黑夜裏,孤獨來去,但這並不意味他喜歡孤獨與黑夜而排斥陽光。我只是知道自己是個怪物,不想給眾人的集體歡樂八卦氣氛給帶來任何異樣的感覺與打擾。當大家喧鬧嘻嘩,而你卻沉默不語是很怪的。再說,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直到青年,三餐不繼,一路從地獄走出來的人,乍然來到人間,他其實很難偽裝成正常人;難道你給一個流浪漢披上醫師白袍,他就會立即風姿煥發?

大學七年幾乎無法維持生命的極度赤貧,除了經常去旗津海邊無人處看海看夕陽發呆之外,其實我也很喜歡去高雄當年最熱鬧的大統百貨頂樓,那裏有許多遊樂設施,例如雲霄飛車和海盜船,轉角處有一台賣霜淇淋的自動販賣機。我沒買過,因為連活下去的麵包都沒有,有可能吃霜淇淋嗎?遊樂設施當然也玩不起。那我經常去那裏幹啥呢?沒幹啥,就只是想去看人家玩。通常來這邊玩的人若不是一家人,便是一群朋友或同學,當他們坐著雲霄飛車或海盜船,大夥玩得滿臉歡笑時,我也自然就會跟他們一樣笑開懷;人家笑,我也跟著笑,不知情的人肯定會以為我是他們的一家人,只是沒進去一起玩而已。

以上是正常人的世界。那麼,所謂 “同志" 的世界呢?誤解就比較少嗎?當然也沒有。不過這部份我就比較不想講了,因為我知道講了也沒啥用,沒啥意義。政治上所謂 “同志" (或 “敵人" 也一樣),往往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是議題取向、立場取向的;不管你寫多少風花雪月,他們似乎就只看到表面上的所謂政治。但在我的理解裏,如果沒有前者,後者還有意義嗎?如果不是因為音符裏頭的那一點美,政治有意義嗎?如果不是某個看不見的世界裏頭那一點火燄,痛苦政治能讓人哪來的熱情?一直在詩畫裏頭尋找政治字眼是很病態的。

許多時候,所謂同志,從你身上看到或取得的,往往只是一種非常形而下的 “政治",幾乎可以說不過就是一種立場,於是你就彷彿成為某種立場的一員,成為打擊另一種立場的工具,儘管你根本沒有任何立場可言。比方說前一篇留言,突然好多人寫信來說想轉貼轉載,我很納悶,各位究竟是從裏頭看到什麼?準備拿它來幹啥?打擊綠油油的惡勢力嗎?還是想看它會引起什麼樣的熱鬧?

當然,許多時候只能怪我自己表達能力太差或為人處世修養難以恭維,自然也怪不得別人。例如我在文中刻意用 “神棍" 這樣的字眼來指控長老教會,我知道這樣一種字眼很低級,上帝若在天上聽到了,恐怕只會讓我往地獄更跌深一層;畢竟說出低級字眼以羞辱人者,其實終究也只是一併羞辱了自己。既然如此,為何明知故犯?原因無它。當一個組織或勢力大到幾乎無可撼動、根本聽不進任何異樣的聲音時,你有時就只好來點限制級的,也許會讓它有點感覺也說不定。但不管怎麼樣,我終究並不是想談一種政治或立場。我相信,所有形而下的現實問題,終究是一種形而上的美學問題、宗教問題與哲學問題。

說完你和正常人及特種人的世界的關係,還有一層關係特別重要,那就是 “你" 和你的 “字" 的關係。假若今天我們只是要討論一道化學方程式,那麼,你跟它不必談戀愛,不必動情懷,方程式該成立就會成立;即便你是個人渣,也一樣能成立;你不必跟方程式 “發生關係",照樣能成立。但是,假若今天我們不是在談科學,而是在談生命談活物談科學以外的任何說不準的東西時,那麼,真理就不存在了,直到….直到什麼呢?直到你跟它 “發生關係",真理才會顯現。就如齊克果所說,"真理不存在,直到它被你所認知。" 這個 “你" 字,才是真理的核心。維根斯坦亦如是說,"唯有回到家的人,才說得出真理"。換個方式說也一樣:你若不是那樣的人,就不可能說出那樣的話;即便你硬是把真理從嘴裏說出來,那其實就跟放屁一樣,沒有任何意義。

說,大家都會說;光是說,或是說個不停,有意義嗎?意義難道不是來自 “做"?你與其講一千萬句,不如去做一下下。這意思當然不是指的一種行為主義上的意涵,並不是說你得拋頭顱灑熱血或實際投入政治才有資格談政治,而是說,政治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東西,你不可能有一秒鐘脫離它,因此,你勢必得面對這樣一種像空氣一般分分秒秒環繞你四周的東西,這時候,你是什麼樣的人,自然就決定了你會如何面對這樣一團無所不在的空氣。你說這空氣是政治也好,說它是一種現實世界也罷,總歸你得決定讓自己在這樣一種世界中,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然後你的話語自然就會取得它應有的意義。

我知道這些說法在現實世界中其實是沒有任何作用、沒有幾個人會信的。現實世界是一種圍繞著特定利益、透過鎂光炒作、純屬虛構的人為市場。哪怕是個人渣,也照樣能個個炒作、包裝成英雄烈士或理想家與進步人士;哪怕是個無恥的窩囊混蛋,照樣能講得激昂慨慷,眾人仰慕。但是,不管現實世界如何扭曲,真理依然是真理。重點不是你 “說什麼",而是 “你是什麼";重點不是話語本身,而是話語背後那個 “人" 究竟配不配得上他的 “話語"。杜斯妥也夫斯基說得對:我不害怕苦難,我只害怕我是否配得上我所承受的這一切痛苦。同理,漂亮話誰不會說?但說話者究竟是否配得上他的話語,才是重點。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真正重要的話語幾乎都是一種 “私人日記",一種 “竊竊私語" (維根斯坦如此形容自己的所有著作之基本性質),因為,這樣一些話語並不是一種可以客觀評價的東西,它比較像是一種情書、家書或遺書,具有特定的收件人,而那個收件人其實就是 “你"。就像任何一種文學、音樂與藝術一樣,"你" 若對這樣一些情書、家書或遺書不感興趣,那它就一點意義也沒有。相反地,如果它對 “你" 而言意義非凡,那它就意義非凡。

然而,這樣一種所謂非凡的意義並不具有任何公眾性,因為它畢竟不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真理,就好像你的愛人,在眾人眼裏並不是愛人一樣;你天底下最偉大的媽媽自然也不是旁人的媽。企圖把私密人事物給公眾化,其實只是傷害了它理當具有的一點美感。誰會想把情書公諸於世?誰會希望大家一起來討論他的母女親情?私密事物,方具價值。價格是公眾所認定,但價值卻跟感情一樣,純粹是兩個生命之間的事。所有藝術與思想,盡皆如此,套句維根斯坦的話,哲學始終是一種私人日記,屬於兩個生命之間的 “竊竊私語"。

當然,我並不是要說思想很偉大、藝術很崇高。我並無此意。一個詩人哲人的痛苦呻吟也許很美,但你能說一個人遭遇了痛苦很厲害很了不起嗎?沒有人會希望自身成為一種痛苦悲劇的主角。即便是耶穌上了十字架也會希望這個 “苦杯" 看能不能移除。尼采說,"真正偉大的作家是那些羞於成為作家的人"。也許你也能說,真正偉大的哲學家、藝術家就是那些一直想逃離哲學、遠離藝術的人。我沒法想像得意洋洋搖曳生姿的哲學家或藝術家,更無法想像毫不羞赧、毫不痛苦地成為市場賣點、成為眾人偶像的哲學家或藝術家。

黑格爾說,黑暗中容易產生思想,光線一來,思想就毀了。沒有哲學家是不畏光的,他終究得屬於黑夜。我沒法想像鎂光閃閃、左擁右簇的哲學家。黑格爾說得對,智慧女神的貓頭鷹總是在夜裏獨自起飛。當人事已非,智慧於焉誕生;不一定蒼白可笑,但肯定可悲。齊克果說,“生命往前走,但意義卻只能回頭看。” 當夕陽西下,當一切都已成過往雲煙,於是智慧來了,悲劇卻也隨之誕生。

維根斯坦說,”最偉大的哲學成就就是:放棄哲學”,不再思索。他還說了句名言,概括其一切思想,他說:“別想,光看就好!” (Don’t think, but look!)。也許最深刻的思想就是不思不想,你只須看,看那既存的一切;如果一切都已攤開眼前,如果一切都已塵埃落定,你還需要想些什麼?你大可描述,大可謳歌緬懷,但 “終究” 沒有東西需要你的思索,因為一切思索都已預設了思索的存在,預設了事物的存在,預設了 “我” 的存在。我或許可以想東想西,但 “我” 終究沒法想 “我在想什麼”。神祕的是IS,不是HOW,也不是WHAT;神祕的是:"為什麼總有些東西存在,而非空無一物?"(海德格語)。

傅科說,"他希望自己就像炮竹一樣,被人拿來點燃之後,化為灰燼"。所謂鐘鼎山林,各有天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氣味傾向。而我倒是不想成為一種炮竹或甚至火箭炮,而寧可像一點星光,微微淡淡地高掛天空,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但它總歸曾經在那遙遠的億萬光年外兀自閃爍;照明地上路談不上,似乎一點用途也沒有,但也許在某個時空某個夜裏的某個人,連同天上所有繁星,約略注意到它了,心裏因此起了一點安慰,一點想法,一點難以言喻的惆悵。人與字,生命與思想,也許大約就是這麼一回事。

本文源自於巴勒網,經由陳真醫師的同意所進行轉載。另由於巴勒網的留言板文字並沒有寫標題,因此標題為文思革編輯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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