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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後回頭再看葉金川的眼淚

葉金川致詞四分鐘,會場掌聲一分鐘;這個場景才具有真實的重量。這是中華民國政府官員自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案,作成二七五八號「排我納 匪」決議案的三十八年後,兩岸官員首次在聯合國的專門組織機構內同時與會,並且彼此不避諱以正式官銜互動交語,這樣具有歷史與政治意涵的場景,如若竟然敵不過幾個青年軍的一陣喧囂,寧非台灣真正的悲哀?

倘若陳水扁二度寄交WHO的入會申請函未被退回,第一個坐上WHA觀察員席位的衛生署長可能就是涂醒哲,而不是葉金川。而若是涂醒哲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坐進了WHA的會場,會不會有一名手抱寵物狗的青年軍從巴黎趕往日內瓦嗆聲鬧場?

正如,倘若今日仍是涂醒哲擔任陳水扁總統的衛生署長,涂醒哲會說首例新流感是送給陳水扁總統的最佳禮物嗎?至少,在六年前涂醒哲任衛生署長時,國人未曾聽見他說SARS是送給陳水扁總統的禮物。

青年軍是在凸顯葉金川與台灣的屈辱,但不用青年軍的提示,大多數的台灣人皆知台灣是在高度屈辱中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坐進WHA。葉金川要的是國家從窒息 的國際汪洋中冒出頭吸口氣,但青年軍卻認為他泅水求生的姿態太過屈辱。對於國家認同的辯論,從來都是這兩種相對的觀點,難道不是嗎?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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