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TURED

國民黨的世代交替淪為口號?

要重返執政,不能只想依靠民進黨做不好,而是應該重新改造整個黨,擺脫醬缸思維,用壯育青,現在在黨產會的夾殺下,國民黨資源短缺,加上老藍男霸著位置不走,可不就是如韓國瑜所說的「又老又窮」嗎?

陳緯 — 洪秀柱:「我們要成為自己前進時的光芒,而非坐等別人點亮燭光」

「我們要成為自己前進時的光芒,而不是坐等別人為我們在黑暗中點亮燭光;我們要積極迎向困難與挑戰,而不是人云亦云,放棄自己的道路。」

各位文思革的讀者、藍營的支持者們,我們要迎向困難與挑戰,為了即將消失殆盡的中華民國核心價值而奮鬥,團結一致,拉下民進黨與蔡英文,還給國家一個公平正義,為台灣的下一代,走出一條和平安全的康莊大道。 繼續閱讀 →

陳真 卡韓政變33 34

陳真 2019. 04. 30. 阳阳,

一項不為己謀的政治選擇或政治判斷是否成熟合理,不是看它所給的答案,而是看其判斷與抉擇的根據。這樣一種根據,有些是可形諸文字的客觀陳述,有些則屬 “親知”,屬於某種自身經驗。後者往往比前者可靠。

我不認識你,不知道你幾歲,不知道你的一切個人資訊,因此無從知道你的判斷依據。不過,如果只是根據一篇作文,那無疑十分幼稚。這樣一種文字,如果把作者名字遮住,再把幾個當下的政治人物名字改掉,我說不定會以為是阿扁寫的。阿扁不就是靠這一套什麼 “拼經濟”、”有愛最美、希望相隨” 的所謂 “論述” 兩度成功贏得台北市長選舉及總統大選嗎?

台灣社會主流,不管是媒體也好,名人或政客也罷,一方面為非作歹,行不由徑,永遠都是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卻又很愛故做理性狀,總是喜歡跟社會大眾強調什麼要聽聽候選人的政見哦,要看看他們的什麼政策白皮書哦,好像把大家當成三歲小孩。我倒是覺得政治白痴才會去關注那些東西。

蔡啥小當所謂總統的前前後後,她以及她所屬的人渣黨,不是幾十年來每天講一堆鳥話嗎?什麼 “勞工是我心裏最軟的一塊”,什麼 “最會溝通的政府”,什麼 “傾聽民意、拒馬鐵蒺藜將再也看不到”,什麼 “謙卑謙卑再謙卑”,乃至所有的一切所謂理想,所有的一切所謂民主自由透明與開放,什麼廉能政府,什麼反對家族政治,什麼反對政二代,什麼公平正義,什麼司法獨立,什麼反對分贓政治,什麼黨政軍退出媒體,什麼反對政治酬庸,什麼廢除監察院,什麼廢核電,左手廢右手蓋,什麼弱勢優先,什麼永遠與弱勢者站在一起,什麼保護食品安全…….所有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什麼理想,講得夠漂亮吧,請問有哪一項不是完全相反?有哪一項做到?不用多,幾百幾千項漂亮理想當中,你就指出一項真的有實踐的就好,有沒有?零!不是嗎?

我意思是說,從一篇作文去判斷一個候選人,那是只能得零分的。太幼稚了。

你知道嗎?民進黨早期或更早的黨外,是主張親中反日反美帝的,相關論述要多少有多少。我最近搬家,從破爛的老家救回一百多箱的書 (另外有一百多箱則已腐爛),裏頭有很多當年的文件和信件與雜誌。

比方說,當初三十幾年前我們反核時,除了安全因素之外,反對美國對台灣之強制剝削,也是反核的原因之一。

比方說,當初我們黨外是反對軍購的,即使民進黨成立後的頭幾年,也依然反軍購,反對貪污,反對從軍火買賣中竊取鉅額回扣 (現在他們自己大撈特撈,當然就不反對了)。

黨外及民進黨當年反軍購的理由是說:中共是一個理性政府,不會隨便打台灣,”人家中共又不是黑社會,怎麼會隨便亂打人?” (謝長廷的演講詞,當時是我做文字記錄,所以我記得很清楚;白紙黑字之外,我還有當年演講錄音帶),只要我們跟大陸持續開放與交流,哪需要每年花幾百幾千億跟美國買一堆破銅爛鐵?

諸如這些,都是民進黨早期以及更早的黨外時的基本論述與立場。

我從老家搶救幾千本幾十年前年少時的書和資料回來,把我現在住的家塞得完全水洩不通,想丟掉又很可惜,畢竟那是我的一段十年血淚青春;想留下又沒空間。題外話。

現在我書桌旁就不小心弄倒了這麼一堆舊書。我看到一本小冊子掉了出來,書名叫做 “紅燈左轉–工運的路線與實際”,沒寫日期,但我估計大概是1993年出版,出版者寫著 “野百合觀點”,編輯群一大串人,大多是一些現在綠油油的親綠學者或親綠xx。我拿起來一看,天啊,我還以為是巴勒網的人寫的。

我想多抄一些,但很累很睏,有時間再說。我就隨手抄幾段。比方說有一段,標題叫做 “不知長進的民進黨”,內文寫著:

“民進黨…不斷把國民黨既有的利益納進來,諸如關說、作秀、地方派系的利益交換、宮廷機詐權術、勾結財團資本家…等等等,凡是國民黨的既得利益低招敗術,民進黨便如法炮製,納為己有。

民進黨黨綱上 (關於勞工) 的漂亮文字僅止於文字。…民進黨對於勞工議題的態度,可分兩種。第一種佔絕大多數,亦即不聞不問,不理會勞工議題,但有時候卻會利用勞工議題。第二種則是和勞工有直接關係,亦即積極參與工運的草根組織工作者,但其理想卻越來越模糊、脆弱,所走的路線也離工運越來越遙遠。為什麼呢?這只有兩種可能。

一,以參與和投入工運做為個人政治的墊腳石,藉由工運工作者的形象來獲取道德光環,利用工人獲取選票,最後則揚長而去。這一種就叫做詐騙,典型的政客,如同黑道參選藉以漂白身份。民進黨內有些流派 (按:指新潮流) 則擅於利用社會運動的經歷裝飾身份,以利選舉。

第二種可能則是:過去的獻身是真誠的,…但是選上後就飛上枝頭變鳳凰。這一種就叫做背叛。

也就是說,民進黨高層菁英曾主動 ‘關心’ 勞工事務的,不是背叛,就是詐欺,真是可恥啊!”

你看,像不像巴勒網的言論?

我並不是說所有人全是騙子,而是說,這樣一個所謂 “野百合觀點”,講得很正確,但是呢,請問幾個人還信守信念?幾個人不是綠油油?幾個人沒有變成民進黨的無恥走狗?

這本小冊子,最後還畫了個漫畫,很傳神,畫得很像,一看就知道是在畫貪污漢奸老賊李登輝,但我沒法畫出來給大家看。畫著一隻畸形長角的醜陋大怪獸,一看就知道是黑金教父李登輝。怪獸被一堆勇敢的小士兵團團包圍,個個拿刀劍要刺殺這隻以李登輝來模擬的黑金妖怪。

圍攻黑金妖怪的勇敢小士兵一共有八位,每一個身上都刻了字:統、獨、民、新、國、左、右、工。漫畫旁邊有一行說明,寫著:

“不分黨派,堅持勞工立場,形成階級聯合戰線,一齊砲打金權怪獸!”

還有很多,我就不抄了。我只是要說,政治不是作文比賽。至於我們判斷一個候選人之適當性,首先要看他的角色所代表的意義,亦即所代表的路線與身份。然後,同時也要看他的為人,像柯文哲那一種投機份子,就算是祖國欽定,也切莫相挺。從這兩點來看,郭台銘同樣是完全不合格的。如前所述,其角色有害台灣,為人則下三濫手段一大堆。

 

陳真 2019. 04. 繼續閱讀 →

陳真 談郭台銘參選 卡韓政變

我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仰慕郭台銘。除了有錢之外,還有什麼過人長才或美德?事實上我也從沒遇過郭粉,我沒法想像怎麼會有人欣賞這樣一個思維平庸、財大氣粗的大老闆。整天說自己霸氣,我倒覺得他的問題就在於毫無所謂霸氣可言(如果霸氣指的是一種俠義與豪邁的話),陰沉,很娘,遇強則弱,遇弱則強;你看他跟川普的互動,窩囊得像馬戲團裏的一隻小猴子似的,有夠猥瑣,但他面對所謂一般人時,卻又是一副君臨天下威風凜凜的傲慢態度。

至於像韓國瑜、林義雄這一類的人,那才叫做霸氣,或是用我的話來說,一種俠氣,所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雖千萬人吾往矣。

選舉首要當然就是看立場看顏色,其次才是看人。可是,當人不合格不適任時,管他什麼顏色都不該支持。

國民黨顯然是想推郭台銘出線,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希望這個爛黨能夠因此死得更快一些,總統和立委都不要投這個黨。若非韓出線,甚至可以考慮投綠營,讓兩岸統一的腳步可以更快一點。 繼續閱讀 →

我的高雄之路:重塑台灣政黨政治和重視公僕在現代民主中的角色

韓國瑜 2019. 04. 15. 

艾江山大使、各位女士、先生們,午安。 

在我開始演講之前,首先我要對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長期的友誼表示感謝,因為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對我們的支持,讓我們彼此得以緊密合作和密切交流。我也要向艾江山大使致以最誠摯的謝意,邀請我來到史丹佛大學這個世界上最受尊崇和極負盛名的大學之一。我非常榮幸能夠站在這裡,跟這麼多位優秀的學者和學生們,分享我對現今台灣政局的看法並且分享我的高雄之路。 

我知道去年那場選舉的結果令許多人跌破眼鏡,引起了許多的關注,讓大家對於我如何當上高雄市長感到相當好奇; 好奇我是如何從一個籍籍無名的過氣政客,變成家喻戶曉,好奇我是如何從那樣一個不可能的起始點到達今天這個位置。在台灣,有不少人說這是「韓流」,但這裡我要很懇切地告訴大家,從來就沒有「韓流」,從來都只有「民意」而已。在2018年席捲台灣政治和社會的不是我個人,韓國瑜。會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其實是台灣大多數人都受夠了分化嚴重的政治惡鬥、充滿操弄的意識形態對立和無能的政府。 

因為有這些問題,所以我才會踏上這條走向高雄的路,這也是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 

不到一年以前,我絕對不會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夠站在史丹佛大學以中華民國高雄市市長的身分來演講,而且作夢也想不到我能站在這裡與你們分享我的故事。 

在我參加選舉之前,我就是一個過氣政客,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總經理。我當時都要將近60歲了; 推銷農產品和商品是我的主要工作和責任。我很喜歡我那個工作,而且我自認勝任愉快。在我任內,那家公司脫離了破產危機,並創下公司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業績紀錄。 

然而,就在我退休的前幾個月,我遭受到毫無根據的指控並且被迫下台。真正的原因只是因為台灣執政黨的某個派系想用我的職位來酬庸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當然,我感到憤怒、心力交瘁、並且茫然無措。我當時,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黨派政治撕裂所造成的政治鬥爭之下的受害者。 

我絕非唯一,也不是第一個遭到政治惡鬥迫害的人。台灣長期以來在政治上分裂對立,許多掌權的政治人物似乎將自身黨的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因為分化和失能的政治惡鬥,我們眼見台灣的整體發展20年來都在原地踏步。可以說台灣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政黨的奴才,全台灣2300萬人民都是黨派政治分化下的受害者。 

在過去的20年裡,我們的經濟持續衰退、平均薪資成長停滯、投資和資產外移、還有嚴峻的人才流失問題。過去,台灣和新加坡在經濟和各類發展方面可說是並駕齊驅,但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經超過6萬美元,而台灣的人均GDP則約為25,000美元。 

這種病入膏肓的政治惡鬥和嚴重分化的失能政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讓台灣每個人每年少賺100萬新台幣。毋庸置疑,我們的教育系統,基礎設施發展,工業規劃和國家機構都受到嚴重的影響和損害。因此,我決定要站出來並且開始做一些真正的改變! 

作為起手式,我參加了2017年的國民黨黨主席選舉,正式向台灣腐敗墮落的政治惡鬥宣戰。那時候,我身無長物、手無寸鐵,可以說是一無所有:沒有團隊、沒有資源、沒有贊助商,只有家人、幾個朋友和一顆禿頭。我完全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勝算,但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勒那首廣為流傳的名詩〈起初他們……〉提醒著我,如果我不勇敢發聲,誰為我發聲?誰又會為千千萬萬台灣人民以及我們的下一代發聲? 

我們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從1996年以後,我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出總統。但為什麼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甚至比20年前還要糟糕?為什麼台灣的民主沒有給它的人民帶來進步和滿足感?我們可以說民主不是一個好的政府體系嗎?我們可以說民主不適合台灣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是的。但是,在我們台灣的民主還處於萌芽階段時,我們的民主就已經成為極端意識形態的禁臠。獨立或統一、是中國人或不是中國人、再加上對權力和金錢的腐敗慾望,使我們的民主制度長久以來便蒙上陰霾。許多政客在競選期間聲稱他們會做人民的公僕,他們會為人民和國家服務,但是,一旦他們當選,他們就只為自己個人、自己的派系利益、以及政治酬庸做服務。他們是政黨的奴才,是黨僕,而不是人民的公僕。 

當我正式宣布參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高雄是一個陷入嚴重困境的城市。高雄曾經是台灣第二大城市,但現在排名第三,落居於台北和台中之後。這座城市也曾經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港口,但現在已經退至第15名。 

儘管這座城市財政指標危如累卵、市政成果虛有其表,但仍然是民進黨固若金湯的大本營,執政長達二三十年之久。我的朋友們都告訴我不要參加高雄的選舉。許多人預期我必敗無疑,我的對手陣營甚至在等著看笑話。但是,雖然我沒有別的長處,但我人窮志堅、頭禿膽大!我去過台灣許多的城鎮和農村,踏遍不少農場和田野。我可以清楚地從許多人眼中看到憂慮和失望,就像我的憂慮和失望一樣。所以,我們不要、也不能再等了。 

台灣這麼多年來一直浪費在黨僕政治的手上,真正把台灣放在心中的人,我們再也不應該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這個黨僕政治的災難繼續破壞我們的未來。所以,我要站起來,我發自內心地呼籲跟我一樣的高雄人加入我的行列,不要讓自己成為黨僕們無止盡謊言的犧牲品。我懇求高雄人民用選票爭取真正的民主,為自己投下負責任的一票,此外,我也呼籲大家,真正的民主是一場乾淨的選舉,我們寧願乾乾淨淨地輸掉選舉,也不要骯髒的當選。於是,我懇求我在街上遇到的每個人,在節目或上台的每個場合都這麼呼籲大家。 

高雄人,聽見了。我要對所有高雄鄉親、國民黨內和我想法相同的朋友、以及許許多多真心實意來幫忙相挺的義勇軍和民眾們,致上由衷的謝忱和感激,謝謝他們讓我不再孤軍奮戰。因為有我的團隊和有越來越多民眾的加入,我才能勇往直前、無所畏懼。我們那一路上遇到了無數的挑戰、克服了許多難關和障礙,最終,我們走進高雄,贏得了選舉。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征途,而是我們大家的。 

我們努力走向高雄,但事實上這個征途尚未結束。我們仍然走在建設一個更好的高雄、要恢復它往日輝煌的路途上。很幸運地,我擁有一個280萬偉大市民的團隊。我們開始從兩個主要方向著手。 

首先,是查檢和修復所有失修待補的基礎設施。例如,我們在路上和地下有大大小小成千上萬個坑洞或裂口。如果這個城市連完善的基礎設施都搞不定,我們如何能期待旅客、生意、貨物和資金能夠注入高雄? 

再者,我們要向全世界推廣高雄的產品和旅遊業,實現我的競選口號「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我們這幾個月已經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澳門、深圳和廈門。此時此刻,我人正在美國與你們諸位未來全球領導人說話。我們非常努力地要提高我們的全球知名度,並竭力希望促成相關商業機會和投資挹注高雄。不只如此,我們上個月還與富士康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要發展高雄的科技產業,並計畫在高雄招募3000名和大數據、人工智能與軟體開發相關專業的軟體工程師。 

我認為目前為止我們市府團隊做得可圈可點。然而,仍有許多雜音擾亂著我們的工作。有人說與中國大陸的銷售合同和合作備忘錄是背叛台灣的親共行為。我完全不明白,做生意怎麼了?不是賣東西嗎?怎麼會變成賣國呢?這些就都是政黨奴僕欺騙人民的說法。我和我的團隊都是人民的公僕。我們知道農業可以推動其他行業蓬勃發展,如包裝、機械、物流等。我們這些公僕在努力打拼、幫高雄賣東西賺錢,但是這些政黨奴才卻仍在搞那些政治惡鬥的手段、試圖詆毀我們、繼續拖著整個城市沉淪。 

我對所有政黨奴僕感到抱歉,他們沒有了解到,自從2018年大選後許多台灣人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這邊我想與大家分享我對於民主的另一種看法,我相信每個人都聽過甘迺迪總統說過的那句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我們台灣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選舉,特別是在2018年大選之後,我們應該學會了民主的真諦,用我的話來說,真正的民主應該是「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這國家你把票投給了誰。」唯有當我們的票都投給了廉潔而不是腐敗、投給和諧而不是對抗、投給開放而非封閉、投給真理而不是謊言、投給國家福祉而不是意識形態?那麼我們才能期待擁有一個更具有競爭力和建設性的社會,才能擁有一個充滿活力、值得信賴、能夠安和樂利生活的家園。 

2018年是台灣政治開始重新形塑的一年,容我再次聲明,這絕不是因為「韓流」,而是因為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想要看到和人民想要擁有的政治新風貌。台灣選民已經開始看到黨僕政治所造成的損害,他們現在期望人民的公僕帶給他們一個實在的、有希望和幸福感的政府,再沒有那些政治謊言、失望和對抗。 

我相信人民公僕時代的已經到來,我們都正在重塑台灣政治,希望開始重視人民公僕的這個角色與目標,希望總有一天,在台灣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相信民主真正價值的地方,我們最終可以擺脫黨僕政治的桎梏,享受人民公僕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和建設成果。 

容我再次重申,沒有「韓流」,只有「民心」。因為「民心」,我才得以來到高雄。而今,我們正一起在走向一條現代民主的路途上,在新的現代民主裡,政黨奴僕們放下了私利和政治操作手段,而人民公僕則努力讓我們國家巨大的潛力得到最大的發揮。 

這是我們的高雄之路。 

謝謝,謝謝大家聽我這個又老又禿的老頭說這麼多。我希望今天所有在場聽我演講、又沒有睡著的人,將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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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NCC中天裁罰案

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近來被戲稱為「髒兮兮」,主要是因為對中天報導過多韓國瑜的新聞做出干預,以及針對該台兩則報導因違反事實查證總共開罰100萬元。這幾件中天處分案之所以造成爭議,原因在於先前行政院長怒砲NCC主委對於假新聞毫無作為,以及執政黨立委提案要求NCC主委下台,因此引發外界許多政治陰謀論的聯想。 繼續閱讀 →

陳真 談同性戀

“同性戀是先天的,自然的。可惡護家盟,可以告他們違憲,怎麼現在還有人用假道學強押特定壓力給別人。” 

我看到一位同事在Line裏寫以上這些話,我給他寫了回應如下: 

1. 同性戀在過去普遍被視為是一種病,直到上個世紀七零年代,DSM診斷標準才把它從精神疾病項目中去除,而世界衛生組織的 ICD診斷系統則是直到1990年才除病化。 

2. 同性戀過去不但是一種病,更是一種罪,直到現在,大部份國家仍未除罪化,並且在各項公民權利上受到種種限制。即便是除罪化的國家,也都只是晚近之事,即便是美國,也是直到2003年才全國合法化。 

3. 說同性戀是一種罪,在我看來就好像說長得太高或太矮是一種罪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同性戀是 “天生的”,就如同高矮並非全然天生所致。直到今天,科學界對於同性戀的成因仍無定論,但普遍相信它先天與後天環境因素兼具。 

4. 如果同性戀 “純粹” 天生受基因影響,那它理當因為無法生產下一代而會越來越少才對,但事實上,同性戀人口始終維持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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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談新喜劇之王

周星馳 新喜劇之王

陳真   |  2019.02.17 14:55   |  

我不記得我曾批評過你說的所謂電車綁幾個人的問題,只隱約記得好像有這麼一本書,叫做什麼 “關於正義的幾堂課” 之類,是個哈佛的哲學教授寫的暢銷書。我沒細看,但大約翻了一下,覺得很反感,很低能。你說的電車難題,好像就是出自那本書。 

至於”新喜劇之王”,我都不知道看了幾十回了,滾瓜爛熟都能背了。每當我在書桌前工作時,我就一邊讓這電影開著,成為我的某種養份,一心一用。我倒覺得它是周星馳自古以來最好的電影之一,肯定能排上前三名。 

一部喜劇或悲劇的成與敗,並不需要從頭笑到尾或一路悲;天才隨手的一個鏡頭,遠勝凡夫俗子的精心鉅作。 

大多數導演往往早年勝於晚年,比方說Kusturica,年輕時拍的東西才華橫溢,驚為天人,但卻越拍越難看;2007年之後的 “請對我承諾” 以及 2016年的 “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幾乎都可以直接略過不用看。 

周星馳卻剛好相反,早年的東西粗製濫造,甚至不堪入目,有些我幾乎看不下去,但他卻越拍越好,越演越好。”新喜劇之王” 就是一個例子。晚年的周星馳比較不那麼無厘頭。許多時候,看到他接受訪問,憑我對人的直覺與判斷,總覺得這個人怎麼那麼鬱鬱寡歡? 

另一方面,我也常想不明白,很納悶,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那麼具有幽默感的人?也許那真的就是一種天賦。 

我能理解也許有些人會覺得這電影不好笑,但我自己卻覺得真是有夠好笑,雖然好不好笑可能不是重點。 

所謂藝術或人文這種事,好惡隨人,勉強不來。姑且不說藝術是否具有某種客觀本質(我相信有),姑且不論這是否是一種 “能力” (我相信是),但可確定的是,人們各自會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也許相當程度上標示了某種 “距離”。今天,倘若我要與人溝通一種事實或某種知識,相信不難辦到,至少理論上有可能讓對方接受某種事實或知識。但是今天若要跟人談起知識或事實以外的東西,我通常就詞窮了,因為那似乎不是一種可以溝通的東西,也就是說,溝通在此到了盡頭。 

“長江七號” 片尾,周星馳想追小迪的女老師,就跟她說:”我最近覺得自己很英俊”。女老師說:”哈哈,很好笑”,說完就掉頭走了。周星馳追上去說:”妳要不要再仔細看看(我的臉)?”我覺得這些對話很好笑。我所謂溝通到了盡頭大約也就是這個意思,”再看看” 是沒有用的。同一張臉,不會因為再看一次就改變觀感。 

同理,我不認為我們透過溝通,可以讓他人愛上一個他原本不愛的人,也不可能讓他熱烈喜歡一個他原本一點都不喜歡的作品,更不太可能改變他對於某個人事物有關美醜的評價。

陳真   |  2019.02.18 17:48   |

“藝術” 這字眼,常讓人(至少讓我) 聽了不舒服,但似乎很難否認這東西的存在,但它究竟又該具有何種標準,卻也說不上來。若要說它只是一種人為虛構,很明顯也不是事實,就如同誰能否認比方說柏格曼電影的藝術價值? 

但仍然有些天才 (或說腦子跟大家不太一樣的怪人),弄出來的東西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周星馳就是一個例子。比方說,”新喜劇之王” 一直讓我聯想到大衛林奇的 “穆荷蘭大道”。我這樣一說,很多人可能會大搖其頭,畢竟兩者在所謂藝術表現上,相去甚遠,天壤之別,哪能相提並論? 

“穆荷蘭大道” 是這樣一部片子:電影這東西能存在多久,這片子就能存在多久。但”新喜劇之王” 卻只是一種很通俗的東西,藝術層次很低,一如周星馳的所有電影。但是,即便如此,即便周的電影稱不上什麼藝術,誰又能否認其非凡的獨特性 (或說 “個人語言”),從而也擁有了非凡的價值? 

“穆荷蘭大道” 非常陰暗,看完之後,我能因此鬱悶好一陣子,彷彿看著你我的一生縮影。人活著真可悲,嚮往美夢,到頭來卻全是噩夢。在這一點上頭,”新喜劇之王” 似乎也差不多,只是周星馳畢竟不是像大衛林奇那樣充滿黑暗性格 (而且,就如片中對白所說,”賀歲片總不能太殘忍”),因之也含含糊糊地賦予它一個 “如夢” 似幻、連周自己肯定也不會相信的所謂美好結局。 

努力是一定要的(天才更需要努力),但努力有沒有用還得看八字,看性格,看出身,看背景,看運氣,看整個時代的需要。 

我喜歓吃螃蟹,卻買不起,老惦記著海底每天成千上萬的螃蟹就這樣生老病死,深埋大海,多可惜啊,要是能撈來吃多好。但是,對大海來說,這根本沒什麼。天才也一樣,埋沒一個天才,就跟埋沒一隻螃蟹沒兩樣,沒什麼好遺憾。 

如果上帝規定,人死後只能在 “新喜劇之王” 和 “穆荷蘭大道” 兩部電影中擇其一,帶著進棺材,我毫無疑問會選擇前者,而非後者,即便後者藝術高超。高超又如何?陰曹地府已經夠陰暗了,我寧可有周星馳的溫暖與搞笑做陪,而不需要再帶上一團陰暗。要看陰暗,我回頭看自己的人生就夠了。

陳真   |  2019.02.19 20:29   

我能想像有一天,誕生一個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物理天才,但我無法想像有一天會有另一個跟周星馳一樣偉大的喜劇天才產生。喜劇,做為一種項目類別,除了周星馳之外,裏頭還能放入多少人呢?卓別林,伍迪艾倫,然後應該就沒有了。比起這兩位大師,周星馳顯然更勝一籌。伍迪艾倫的電影也很好笑,但比較不耐看,理性成份太強。至於許冠文,我看應該是排不進去,匠氣太重,雖然周星馳多次宣稱受其啟發。 

有人說,羅丹出現之後,雕塑才成為一種藝術。這話有點誇張,但我想,如果說周星馳出現之後,喜劇電影才成為一種藝術,卻是一種事實。不信你看市面上一堆笑鬧片,擠眉弄眼,看了起雞皮疙瘩,毫無幽默可言。特別是好萊塢的笑鬧片,更是做作噁心。 

當然,喜劇做為一種藝術,有它先天上的不利因素與矛盾,因為藝術講究嚴肅性,但喜劇卻志在顛覆之。因此,凡事冠上一個藝術稱號,其實也不是什麼光采的事。或者應該說,喜劇是 “另一種” 藝術,說不定難度還更高,畢竟眼淚容易笑聲難。 

喜劇在表達形式上的通俗本質,使得它難登大雅之堂,至少一開始總是如此,人們看過笑笑便罷,根本不當一回事,彷彿人類的思想、情感與靈魂的永恆篇章只能以一種嚴肅悲愴的形式來表達。也許得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去除了偏見,人們才會逐漸接受它不凡的存在價值。 

除了沈從文的小說和吳承恩的西遊記之外,我最喜歡的洋人小說之一就是唐吉訶德,從小看到大,看到現在,依然愛不釋手。但它在當年卻只是被視為一種搞笑的通俗小說。小說就小說,前面還得加上 “通俗” 二字以示貶低,可見人們對於表達形式有著何等傲慢與偏見。 

唐吉訶德當年通俗到這樣一種程度:青少年特別愛看,因為太搞笑了;小朋友玩遊戲時還會模彷唐吉訶德和他的隨從桑丘的傻樣以取樂。有一天,西班牙國王從皇宮陽台上看到一個小孩,邊走路邊看書,一邊看,一邊笑得樂不可支。國王告訴旁邊的人說:”我猜那小孩一定是在看唐吉訶德”。於是就派遣守衛前去查看,果然如此。 

當年的西班牙家長,恐怕都不樂見自己的小孩閱讀這種沒水準的書。但是,現在如果有小朋友讀起這書,恐怕你會以為這小孩將來是文學天才呢,居然從小就喜歡閱讀世界文學名著。 

至於 “唐吉訶德” 一書的地位,更是西方文壇首屈一指;古往今來,無數文人與哲學家,極度推崇,說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我相信,如果作者塞萬提斯還活著,恐怕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畢竟他當時寫這書,只是對於當時流行的裝模作樣的騎士文化與騎士文學很感冒,忍不住拿它來搞笑,提筆諷刺之。 

西方如此,東方尤甚。比方說西遊記,夠通俗了吧,但誰能否定西遊記的文學價值?依我看,周星馳或金庸等等也一樣,早晚會得到他們應有的肯定,畢竟通俗並不等於淺薄。 

其實,別說文學或電影,就連維根斯坦也一樣,西方哲學家應該沒有比他更偉大的吧?但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書 “Tractatus”,卻被劍橋出版社諸位評審一致評價為”毫無學術價值” 而拒絕出版,如果不是羅素以他個人舉世崇高聲望幫忙,說不定我們現在根本不知道維根斯坦是誰。 

維根斯坦說:哲學是一種詩,”只能以詩的形式寫成”。他還說,”哲學當然也可以用寫笑話的方式來寫”。特別是維根斯坦重返哲學界之後寫的東西,更是通俗,上千萬字,讀起來根本就是大白話;通俗到連羅素都搖頭,覺得維根斯坦自甘墮落,罵他不好好思考,問他是不是累了,否則怎麼寫這些 “看不出半點營養” 的東西?我對維根斯坦寫過的幾乎每個字,滾瓜爛熟,但依舊捧讀再三,愛不釋手;許多時候感覺就像在聽維根斯坦 “講話”,因為全是口語白話,常覺得挺好笑,挺有趣味,伴我渡過無數寂寞時光。 

我想說的仍然還是表達形式的問題,它不是個技術性小問題,套句蘇格拉底的句子,”它是有關我們如何活下去的問題”。 

過去常有些學界的前輩或朋友跟我討文章,希望我把我寫的東西 “全部” 寄給他們 “拜讀”。我曾答應過其中比較投合的三、四個人,其中一位就是當年非親非故、卻主動要把中研院的辦公室鑰匙交給我使用的林宗義教授。但我後來就不想寄了,主要原因是我很不習慣這樣做。把文章寄給別人看,對我來說,就好像露鳥小便給人看那種感覺,一來自知缺乏價值,二來個性害羞;人很畏光,就連文字都見不得人。每當我意識到這世界上有人在看我的文字時,我就有一種揮之不去受傷的感覺,就好像小鳥噴水的醜態被人看見一樣。 

但我後來之所以不願意再寄文章給他們看,還有個原因是我發現:他們似乎只看重我以學術形式寫成的文字,卻對那些所謂通俗文字懷著輕忽態度。我當然不覺得自己寫得好,我要是這麼覺得的話,老早出版好幾百本書了,而不會至今著作掛零,拒絕所有出版邀約。 

問題是,儘管寫得不好,但是,這樣一些朋友,顯然不知我心。我的心只有一顆,而不是分成兩半:一半學術,一半通俗。如果人們這樣看我,那意味著他們不可能理解我在寫什麼、想什麼以及在乎什麼。 

再回到周星馳。今晚病人少,剛剛又把 “新喜劇之王” 給看了一遍。診間電腦設定無聲,但依舊好看。這電影始於一場車禍,也結束於一場車禍。奇怪的是,車禍之後卻冒出一段有點突兀的 “如夢” 幻境,連李小龍都跑出來鼓掌了。到底女主角死了沒?周星馳說,”應該沒有” (畢竟賀歲片不能太殘忍);而那段美好結局,周星馳說,”很可能是女主角做了一場夢”。 

其實我不相信周星馳會單純幼稚到相信什麼 “努力就會成功” 的傻道理。如果打雜及做家事全算在內,我一天 “工作” 十六到十八個小時,數十年如一日,夠努力了吧,卻總感覺自己越努力就越失敗,簡直成了失敗之王。我想,就如片中台詞所說,周星馳應該是這樣相信:”只要不投降,就是成功”,”每個人都應該認真生活,當自己的王”。 

也許,有些失敗比成功還成功。或者說,有些成功,只能以失敗的形式來完成,就像齊克果和維根斯坦對於 “意義” 這些東西所暗示的那樣。許多時候,似乎也只能這樣安慰自己:期待在宇宙毀滅之前,世上的事情總是能逐漸向著一個好的方向走去。

本文源自於巴勒網,經由陳真醫師的同意所進行轉載。另由於巴勒網的留言板文字並沒有寫標題,因此標題為文思革編輯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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