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聶隱娘與在台灣的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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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很多台灣人都有這種文化上的錯亂,一方面很多各式各樣訴求的運動相繼推陳出新,這些活動都共同直指著台灣在1949年後的政權,並質疑它們的正統性,並蓄意地將此政權與中國文化連接,將對於此一政權的質疑一併擺放在文化上,忽略了文化本身長久以來在這塊土地上變異過程。這一小段話說得拉扯至極。自從昨晚台灣導演侯孝賢以〈聶隱娘〉一個中國唐代為背景的故事,得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後,我就有很多的感觸在心底,導致一夜輾轉難寐。

我第一部看的侯孝賢電影是〈悲情城市〉,那是一個談二二八的故事。細節我已經忘了,只記得整部電影壓得我喘不過氣,當時的我約莫國小,那是一個第四台剛開始的年代,家裡還會去出租店租帶子,許多課後家中無人時,我便會放那些大人們租回來的電影重覆地看,多半是港片。早期的台灣電影與歌曲都有一種濃厚的悲情之感,歌曲上更是明顯,可能是受到日本演歌式的唱腔所影響。印象中讀過,有人認為江蕙之所以有其地位,便是因為她的出現,一改這種苦情的調性。台灣電影是苦情的,一如歌曲一般,手邊唯一找得到的研究台灣電影歌曲的資料,內容談的是龍的傳人,是校園民歌,談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眷村與幫派,號稱台灣的新浪潮,一般人可能渾然未覺,但對於台灣本土主體感到敏感的人可能會立刻醒過來,他們知道這不是台灣,這是國民黨政權下的台灣想像,一種中國式的轉進,對1949年後的他們來說,台灣是暫時的。台北市充滿了對於中國那塊沃土的緬懷,用一種儀式,武昌街、歸綏街,台北博愛特區的周邊就是一個小中國。

侯孝賢出生廣東,1948年來到台灣,這樣的境遇跟國民黨政府一樣,但他卻編寫拍攝了很多跟台灣這塊土地有關的電影。拍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跟廖輝英合作改編〈油麻菜籽〉,描寫二二八的〈悲情城市〉,到近期監製〈看見台灣〉都可以感受的到他對台灣的深厚情感。我覺得他的作品是多元的,有很台灣的,也有緬懷小津安二郎,很日本的〈珈琲時光〉。

這次侯孝賢以一個充滿中國元素的電影〈聶隱娘〉得獎,但頒獎前就因為自由時報造假新聞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都明白在市場導向下,人人都必須要向有廣大市場的中國低頭。即便好萊塢,都必須要加入中國場景才能進入中國市場。這是很現實的一件事,但這樣的事實,無時不觸動了台灣人脆弱而敏感的神經,由於台灣長久以來,一直處在被打壓與強化自己被打壓的自憐情感之中,很多時候,可以在這類型的得獎場景裡可見,一旦有人出國比賽,就一定要他強調自己來自台灣。而這次〈聶隱娘〉得獎,更突顯了許多台灣人內心的扭曲。「來自台灣的導演以一部中國元素的電影得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就一個不熟悉中國與台灣關係的外國人,要怎麼看待這件事?其實在文化與符號之上,台灣人早已被台灣這個虛設的概念給綁死,一如林書豪,許多台人總認為林書豪應該要放棄國籍,或是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但林只說父母是台灣人,自己是美國人。一如責備舒淇的人一樣,這些人又有幾個真正地看過NBA的比賽,進電影院買過DVD看過台灣的電影?如果沒有,又為什麼要強加自己的國族想像到這些努力想要在各種領域做自己的人身上呢?

一如侯導,電影可以是一種多元的文化載體,中國元素並不能取代他對於台灣土地的關懷,也不表示中國文化應該被打壓排除在台灣文化之外。近幾年的許多運動、訴求,其實都在這點上太過了,早在1949年之前,台灣這塊土地便已有中國以及中國以外的文化,這是台灣式的中國文化,老實說,台灣許多電影的題材,本身就是複合式的,〈賽德克巴萊〉可能是最接近「台灣本土」的一種聲音,〈KANO〉也許也表現出了日本文化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延異,〈聶隱娘〉又何嘗不能是台灣身為文化上的中國的一種大放異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