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的錯誤讓全球頂尖經濟學者都驚呆了

文/Pei-Shi Lin

20160317-105404_U4040_M138525_0698朱敬一挺黃國昌,頂尖經濟專家都是以所得稅來分析所得分配

朱敬一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黃國昌的引用沒有錯。用「家庭收支調查」分析所得分配,是舊的方法;新的國際趨勢,確實是用財政部所得稅結算資料去分析所得分配。

 

朱敬一說「經濟學者都以所得稅來研究所得重分配」。但就我看過的經濟學論文而言,好像並不都是如此;絕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使用「所得」的資料,而非「所得稅」的資料。差一個字,真的差很多。

或者應該這樣說:研究「所得重分配」的經濟學者或分成兩類:一類研究「福利經濟學」,一類研究「發展經濟學」。

前者研究的是已開發國家;目標是在找出「在不殺死金雞母的前提下、最大化榨取金雞母的產蛋量」此一目標的合理稅率。

後者研究的是開發中、甚至是未開發國家;目標在找出「在不至於形成貧富兩極化的前提下、最快速提昇整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的促產或振興景氣對策(稅率當然也是工具之一)。

既然研究對象不同,研究目標也不同,所採用的測量工具與所使用的資料來源也不會相同。但她們同樣都被人們稱為經濟學者;而且大部分都在經濟系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系裡頭任教,或是在世界銀行底下的研究部門工作。

儘管如此,顯然朱敬一眼中的“頂尖”「經濟學者」並不包含世界銀行或全球各大開發銀行裡頭的那些同行。看來臺灣人才濟濟,連個經濟學都能稱霸全球。

順帶一提:

其實,即便是前述那種專門研究福利經濟學的經濟學者,也不見得都很重視「所得稅」資料。何以故?因為「所得稅」跟「所得」真的是兩回事。「薪資」通常只佔有錢人收入來源的一小部份而已;而且越有錢的人,通常這個比例越低。

另,且舉瑞典為例。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我國「家戶所得稅」的租稅負擔率大約是2.59%。那麼,瑞典呢?根據2014年的資料,瑞典「家戶所得稅」的租稅負擔率大約是16.7%。

顯然,我國的「家戶所得稅」的租稅負擔率比瑞典低非常多。那麼,如果有經濟學者想拿“專門研究瑞典用”的「所得稅分析模型」、來套用分析我國情形、進而設計福利政策的話,該經濟學者必然會有明顯的「違和感」。

不過,顯然朱敬一認為,頂尖的經濟學者都應該只看所得稅資料就夠了。

再者,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租稅負擔率大約是2.63%,而瑞典則是2.4%。可見我國與瑞典在企業所得的稅負上相差不大。但由於我國許多有錢人的資產都以「家族企業資產」的形式存在,所以我國對有錢人課的稅其實比較多。

不相信?那就看看一般所得稅的級距分布狀況。如果我們用「五分位」來算,我國與瑞典的的所得稅貢獻分位比重分別是(註:瑞典的所得稅分位資料是2013年的。但我想與2014年應該相差不會太多):

臺灣:「第一分位1.4、第二分位 5.2、第三分位 9.8、第四分位17.4、第五分位66.1」;

瑞典:「第一分位8.6、第二分位13.4、第三分位17.3、第四分位21.9、第五分位38.8」。

換句話說,在比重上,我國的有錢人所貢獻的所得稅,比瑞典的有錢人還要多很多;而瑞典的窮人的所得稅稅負,卻遠比臺灣的窮人的所得稅稅負還要重很多。

順帶一提:我國所得稅大約佔總稅負收入的百分之41,瑞典則是百分之46。

所以,換算起來,我國top20%最有錢的人,基本上負擔了大約百分之27.1的總稅負收入;但瑞典top20%最有錢的人,只負擔了大約百分之17.8的總稅負收入。

反過來說,瑞典bottom20%最窮的人,基本上負擔了大約百分之3.5的總稅負收入;但我國bottom20%最窮的人,只負擔了大約百分之0.6的總稅負收入。

再次順帶一提:根據2014年的統計:我國整體的租稅負擔率大約是12.3%,而瑞典則大約是42.5%。

所以,如果用「繳納所得稅的能力」來計算「租稅負擔率」的話,我國與瑞典五分位的租稅負擔率分別為:

臺灣:「第一分位0.2%、第二分位0.6%、第三分位1.2%、第四分位2.1%、第五分位 8.13%」;

瑞典:「第一分位3.7%、第二分位5.7%、第三分位7.4%、第四分位9.3%、第五分位16.5%」。

由於這是用「所得稅」去換算出來的租稅負擔率,所以對於最有錢的人而言、其租稅負擔率應該會被高估(因為有錢人的「可抵稅之非薪資所得」與「非所得收入」,比重上會高一些;而且有錢人的避稅工具也多一些)。但,基本的結構還是很清楚:相比於瑞典而言,我國的「窮人」與「中產階級」承擔了相當相當少的稅負。

由於此一結論與我國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感受實在相去太遠,所以另一個合理的解釋可能是:我國的有錢人比瑞典有錢人創造了更多的GDP產值。

無論如何:不管是「我國的有錢人比中產階級承擔了更多的稅」或「我國的有錢人比瑞典的有錢人創造了更多的GDP產值」哪一個結論,如果有學者光看瑞典的「所得稅」資料去設計政策、並將此政策拿到臺灣來實施的話,其結果必然是對我國的中產階級與窮人相當不利。

顯然,對於研究「所得重分配」政策的學者而言,光看「所得稅」資料並沒有太大意義。

不過,由於朱敬一認為「頂尖的經濟學者只看所得稅資料」,所以如果不是朱敬一搞錯那些頂尖經濟學者的研究,不然就是所謂的頂尖經濟學者的研究、其結論根本沒有參考價值。

雖然「朱敬一」跟「頂尖經濟學者」兩者必然至少有一方是錯的,但由於我不是經濟學者,所以我沒有資格說「全球頂尖經濟學者都錯了」這種話。那麼,到底是誰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