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絕對不能和廢死掛鉤

作者:Alex Lin

一聽聞小燈泡案殺人犯免死理由竟然是「犯人罹患思覺失調症」,我馬上跳起來,覺得這個議題一定要釐清不可,否則只會害了正在各社區復健中心治療的思覺失調症患者並再度汙名化。

筆者在碩士論文就是專門研究思覺失調症,而其指導教授更是司法精神醫學的醫師,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原中文翻譯為「精神分裂症」,由於精神分裂症這個名詞帶有強烈的歧視感及意味「這疾病非常嚴重」(事實上是真的非常嚴重,患者需終身服藥治療且不能進行生育,否則下一代孩子罹患Schizophrenia的機率是超過50%以上),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於被標籤化,因此終生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隨著新藥的上市如Clozapine到二代半新藥Aripiprazole的問世,比起第一代藥物Neuroleptic(意思就是該藥的副作用會產生嚴重的神經性疾病副作用之意)如Clopramazine等老藥,第二代抗精神病劑發生在神經副作用上相對較少,而患者也較能控制病情,但目前並沒有一種藥物可以「治癒」Schizophrenia。但也拜新藥Clozapine等1990年的問世,Schizophrenia被視為一種「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社會功能」之精神疾病,因此在第第五版精神科診斷書中文便譯為「思覺失調症」,且有專門的社區復健中心讓穩定接受治療患者可以回歸社區。

社區復健中心的成立事實上算是「嫌惡設施」,因為民眾對精神病患者的刻板印象 認為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會不會哪天又「發瘋殺人」,因此早期成立社區復健中心非常辛苦,不但要向居民隱瞞事實,且還要考量到萬一其租處被發現為收容精神病患之地區,往往引起民眾憤怒地丟雞蛋、要求遷離,甚至租屋人還得視情況而解約,因此早期的社區復健中心幾乎都是「醫院附設」,因為是屬醫院自有土地民眾無法干涉。而後開始有非醫院設立的「財團法人社區復健中心」 其目的為協助醫院將穩定病患進行職業訓練、安置社區、與一般民眾接觸等,進而達到友善病患回歸社會之效果。

然而,小燈泡案例為經由司法精神醫學之精神科醫師判定犯人在殺人時意識清醒、無幻聽、幻覺或遭思想控制之跡象,但經由高院法官解釋卻完全走樣,變成「因為該犯人患有思覺失調症,所以交不到女友、生活孤單….因此才會犯下殺人之罪行,故可教化」,此例一開首當其衝絕對是正在安定進行治療及就業中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本來好不容易建立社會關係的患者又將再被汙名化為「可能隨時會殺人」的問題,而社區復健中心也將面臨民眾要求遷移之困擾、歧視思覺失調症的氛圍終將再起,這對好不容易友善化的氛圍簡直是被高院解釋搧了一巴掌。建立信任是要花相當長的時間,然而破壞信任只要一個言行舉止就可以打破這些信任關係!

司法精神醫學的存在就是要杜絕犯人以精神疾病為藉口而設法脫罪,因此在進行鑑定時極為嚴格,犯人要接受重重的心理測驗、測謊等,最後寫出一份評估報告以作為法官在裁量刑度時之參考用。然而在多起案例中,宣稱自己有精神疾病而經過司法精神醫學鑑定之犯人往往是犯罪當下沒有精神問題的,甚至連判決死刑定讞的鄭捷在接受司法精神醫學鑑定後還發現有反社會人格及自戀型人格(意指對於殺人之策劃、殺人之結果感到非常滿意,並且不斷專注於讚賞自己有這樣的能力),隨著精神科的專業分工,甚至開始有獨立專業的司法精神醫學之精神科醫師,而不再是通用精神科醫師來進行司法醫學診斷等。因此如果一二審中對於殺害小燈泡的犯人進行司法精神醫學鑑定之醫師如果診斷結果均一致:犯人殺人時並非發病狀態,則犯人應該面對法律制裁,而非藉由疾病來脫罪,這只會傷害到好不容易建立社會關係的思覺失調症患者!

筆者在它文一再強調,死刑是公權力的介入,是作為犯人與受害者家屬、及社會大眾的仲裁手段,一旦仲裁手段消失,民眾及家屬徇私復仇之行為只會越演越烈,如果藉由精神疾病脫罪成功者甚至成為廢死的主張,其造成的後果將是造成社會大眾重新歧視病情穩定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把他們從職場及社會逼回醫院,結果造成回復到二十世紀初永遠關在醫院裡(簡稱瘋人院)或是長期待在家裡見不得光,這難道是人權主張者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