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唱點韓流的反調(1,2,3)

陳真 2018. 12. 05. 

“事實” (fact) 是無法理解的,除非它有了個 “主人”。 

或者用一種齊克果式的想法來說,”事實(真理)不存在,直到它被我認知”。維根斯坦說:你無法說出真理,除非你已 “回到家”;亦即除非你已在真理之中,否則你無法說出真理。這些話意味著:有這麼一種真理或事實,惟有當它依附著某個主人,然後才形成意義,產生了價值。 

倒過來說也一樣,你得先理解那位句子的主人,然後你才有可能知道那些句子究竟有著何等意義與價值。光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啞口無言。因為,任誰都能說出句子,但誰能說出自己呢?於是,一切溝通似乎顯得如此艱難而幾乎不可能。聽者聽不見,說者說不出。 

真難想像有這麼一天,我竟然會支持韓國瑜。回首前塵,悲劇一場。任憑血淚澎湃,悲劇依舊就像個宿命般的莫比烏斯迴圈,一逕向前,卻無盡頭。我們活在時間與歷史之中,”過去” 是有關現在與未來的一場夢,奮力前進,最後竟來到最初的原點,彷彿什麼也沒改變。維根斯坦說:”誰能知道社會據以發展的法則?”。改變的,似乎只是人的外表與心思;不變的卻是那未知的法則。 

距今三十年前,印象中的軍系立委韓國瑜,白白的細皮嫩肉,戴著細細的金邊眼鏡,下巴總是朝上,油頭粉面,衣冠亮麗;乍看外表斯文,但文攻武鬥其實都很行,根正苗紅的崇蔣反共忠黨愛國份子;誰敢對黨、對蔣不敬,彷彿就是他的殺父仇人一般。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韓國瑜,心裏總有一絲同情,也許那是因為我始終相信他是個正直的人 (或者說至少是個嚮往正道的人),但卻身處污泥之中,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與外在環境似乎格格不入的尷尬與無奈吧?當然,也有可能是我想太多,搞不好人家身處污泥卻悠游自在樂不思蜀;畢竟唯心之事,只有他自己心裏最清楚,但其所屬環境之陰暗複雜乃至骯髒齷齪,卻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我自己呢?千言萬語說不盡,但已找不出不一樣的句子。如果時光可以重來,我絕不會走上這一段。 

關於所謂韓流,我心裏想說的,頂多就是這樣。但我知道這類文字缺乏公眾意義,人們想聽的是一些足以認知的東西,且聽下回分曉。 

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之所以想說它是因為:在一片 “去政治” 的聲浪中,”政治” 明明起了最大的作用;觸目所及,全是政治。尤為可悲的是:隨著民進黨的人渣化,我們當初費盡心血、流盡血淚所欲挑戰與改革的對象,如今卻成為擺脫貪婪人渣肆虐的一種救贖與依靠。不知道這該說是一種悲劇、喜劇或鬧劇?會不會哪一天,再來一個 30年,再走一遍滄桑的回頭路?

唱點韓流的反調 (二) 

陳真 2018. 12. 05. 

八零年代末,多事之秋。李登輝為鞏固一己政權地位,瘋狂鎮壓異己。 

1988年春天,我在高醫小兒科見習,目睹許多小孩因為家長付不起醫療費用而致死或致殘。當時我負責照護的一位重症小病人,便是因此而放棄治療,辦理自動出院。其他有些小病人,所需醫療費用更是僅僅數萬元,卻仍因為家長無力負擔而失明或死亡或終身殘障。 

1988年夏天,我在依舊身無分文、餓得骨瘦如柴的艱鉅情況下,仍然跑遍許多地方(例如雛妓最多的花蓮秀林鄉) 以及機構與圖書館,著手寫作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1988年的年底那一天 (12月31日),我的朋友潘建二等人,在嘉義市中心成功拉倒羞辱原住民的吳鳳銅像,碎裂一地,旋即遭到警方逮捕與毆打並起訴。黨外群眾憤慨,一時之間,蔣介石的銅像亦岌岌可危。當時高雄市記得是三多路一帶,有個蔣介石騎馬的巨大銅像,豎立大馬路市中心,警方必須全天候派人保護,抗議者眾,防不勝防,一度更是考慮在銅像四周架起電網。 

1989年1月或2月的某一天,我跟劉峰松來到時代雜誌社,探望正準備自囚、抗拒拘提的鄭南榕。鄭南榕比著一刀切的手勢說:”國民黨過去任意抓人、殺人,但是到了我鄭南榕這裏,這一切就必須停止!” 

3月29日,我成立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成員兩百多人,包括楊秋興、戴振耀、李慶雄等等。 

4月4日兒童節那一天,我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遊行,擔任總指揮,從文化中心走到高雄市政府,要求 “開辦重症兒童免費醫療”。參加者約50人,大多老幼婦孺,鎮暴警察卻來了兩百多個,甚至荷槍實彈,沿路跟隨,天橋與高樓更是滿佈情治人員,一路蒐證;事前事後,警方與情治單位對我及家人威脅利誘,恐嚇騷擾不斷。 

4月7日,鄭南榕自焚。兩天後,我跟陳菊來到鄭南榕的家,探望鄭南榕的太太葉菊蘭與女兒鄭竹梅。 

5月 19日,鄭南榕出殯。我就站在離棺木不遠處。在我身邊有位女子,戴著斗笠,一語不發。送葬隊伍準備出發之際,她突然轉過頭來,我一看,嚇一跳,原來是陳婉真,當年黑名單成功闖關回台的第一人。 

隊伍行經總統府時,原本與我走在一起的好朋友詹益樺,突然把手上的旗幟等物品交給旁邊的宣傳車,低頭獨自快步走向總統府前滿地的鐵蒺藜。一兩分鐘後,群眾大亂,阿樺自焚,我和戴振耀等人趕緊送他去醫院,我並隨手撿起他自焚用的千輝牌打火機。 

送醫途中,我感覺到他已無氣息。是我和其他一位黨工,把他從擔架抬上病床。遺容安詳,後腦勺燒出的一個大血腫瞬間破掉,流了床上枕頭一大灘黑色的血。 

處理完遺體安置,晚上,我又回到總統府前。為了避免國民黨栽贓,我把阿樺自焚的打火機放回現場地上。果然,當晚的新聞便指控是黨外群眾 “燒死” 詹益樺。帶隊的指揮之一陳永興,拿起麥克風說,他要公開警告 “躲在總統府裏面的李登輝”:”有一天,台灣人將會再度回到這裏,踩平總統府”。 

6月下旬,當時念高二的學姊因為刊載這篇兒童人權報告在校刊上,遭受退學。我則離開高醫,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 

當時,有海外學者把我的兒童人權報告摘要翻譯成英文,寄給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被列為參考文件,並且在UNICEF的一篇報告中,因此把台灣和泰國並列為雛妓問題嚴重的地區之一。這些居然都成為我日後叛亂罪的罪證之一。 

大約8月,民進黨決定突破台獨的言論禁忌,成立 “新國家連線” (不是1997年那一個 “新國家連線”,兩回事),數十位立委參選人聯合以 “主張台獨” 或主張 “人民有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 做為共同政見。 

依當年法律規定,唯有審查合格、正式登記的助選員才能在政見會上助講。而且,依規定,學生不得助選。但我當時的身份證工作欄 (現已無此一職業欄位) 並非註明 “學生”,而是私人公司 “業務員”,因此陰錯陽差成為具有學生身份的正式助選員,為新國家連線的彰化立委候選人楊文彬助選並幫他寫文宣。媒體對此特別加以報導。 

我只上台助講了頂多三、四次,但每次上台,情治單位的幾台錄影機就會圍攏過來從多個角度蒐證,一一成為我日後的叛亂罪證。我在台上反覆訴說一個觀念:”面對一個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的一項義務”。 

大約10月,國民黨的趙少康、李勝峰、郁慕明等人,一方面為對抗新國家連線,一方面有別於本土黑金之父李登輝,籌組成立 “新國民黨連線”,也就是新黨的前身;聲勢浩大,陸續加入的人很多,韓國瑜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驍勇善戰,甚至還曾動員群眾,對反蔣與反國民黨者施暴,是當年軍系立委中,政治戰鬥性最強者之一,逼人就範,行徑張揚跋扈。 

大約10月,選舉結束,新國家連線多人當選。司法機關揚言以叛亂罪偵辦台獨主張者,但他不敢辦立委民代,卻辦起助選員來,一共10位遭受法辦,我便是其中之一。 

案子後來只剩我和另一位黨工,拒絕出庭認罪。不久之後,那位黨工便遭到拘提與刑求,只剩我一人。據說那位當工人的黨工被刑求得很厲害,企圖讓我心生畏懼而乖乖出庭受審認罪。 

11月20日,聯合國通過 “兒童權利公約”,翌年(1990年)生效。 

12月24日耶誕夜,我收到限時掛號信,法院送來一份 “禮物”,是一張威脅我再不出庭受審將逕行拘提的傳票。我旋即在黨外雜誌發表聲明,標題就是我的那句所謂 “煽惑內亂” 的罪證:”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表明我不會出庭,不會配合當局演一齣司法大戲。 

1990年年初,高醫精神科招考住院醫師,僅錄取一位,報考者卻有十幾位,我全票通過,唯一錄取。 

不久之後,高醫校方與院方高層傳出消息說,”有關單位” 說我 “思想不正確”,”政治素行不良”,因此禁止高醫錄取我,即便高醫院長也無法作主。可是,我都已經正式錄取了,而且還接受迎新、跟科裏的同事吃過飯了,那該怎麼趕我走呢?其實根本不用趕我走,我的個性原本就不會想給旁人添任何麻煩,於是就自己未上任便宣布 “辭職”。 

接下來將近一整年的時間,高醫的歷史不斷重演,不管去到哪,只要一被錄取,該醫院就會馬上遭到嚴厲警告說不得錄取叛亂犯。其中以草屯療養院最為誇張,我不但錄取了,甚至連醫院的宿舍都分派給我了,卻不准我上班,成為長達數個月的幽靈醫生,有名無實。 

我其實還是照樣 “上班”,不過卻是天天向院長室報到,一邊喝咖啡,一邊寫自白書,努力回想自己究竟幹下多少危害黨國的事業,如實一一寫下,罄竹難書。院長再三私下偷偷說,他絕對挺得住政治高壓,要我忍著點。 

就這樣當了至少三、四個月的幽靈醫師,直到1990年8月,長庚醫院傳來消息說願意接納我,但是王老闆 (王永慶) 有個條件就是我必須簽一份切結書,很短,僅僅寫著一行字:”本人日後若因案被捕,一概與長庚醫院無關”。我在切結書上簽了名,於是才終於當上醫生。 

1990年的上半年,我依舊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情治單位每天 “問候”,有段時間還亦步亦趨,天天派車跟著我,也許是企圖製造恐怖氣氛。報上並開始出現我將步上鄭南榕與詹益樺的後塵之報導與各方傳言,說我準備自焚,其實全是有心人士捏造之謠言,企圖製造更多政治事端,進一步打擊國民黨。 

1990年6月左右,我寫的 “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在美國的一個台灣人醫學組織(NATMA) 獲得醫學生最佳著作獎,獎金一千美元。我成為叛亂犯的消息亦同時傳遍海外台灣人學術圈子。他們提供機票,希望我親臨美國受獎,並希望我能去美國深造。但我一來被限制出境,二來身心俱疲,毫無領獎之心思。一些海外學者甚至幫忙想要把我 “弄出去” (偷渡),同時要我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但我統統都不考慮。 

面對這樣一種朝不保夕的局面,為了避免危及家人 (當年國民黨對付人的手段不是針對當事人,而是騷擾或威脅傷害你的家人),我決定脫離家庭,不再與父母連絡。 

一兩年後,1991年的7月16日,親子重逢,但我沒想到那會是我和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三天後的7月19日,迎接我的是母親冰冷的遺體,臉頰上一道深深的淚痕。 

如果時光可以流轉,如果故事可以重寫,我該怎麼活,才能避開這些悲劇?母親的死,帶走我所有的明天。我一度打算自己結束生命,陪她走一趟黃泉路。 

韓流當前,發大財,賺大錢,大家過好日子啦等等,這些我統統都舉雙手贊成,政治所求,無非如此。可我想說的是:這終究不是故事的全貌。當年囂張跋扈的韓國瑜,歷經多年滄桑,如今和藹可親,殺氣全無。至於所謂黨外同志,一個個變得權位薰心,貪婪無度,尤有甚者,大量國民黨最為卑劣的人渣幫兇,包括李登輝,搖身一變,竟然變成當今之所謂民主人士,一手掌控這個早已和過去沒有任何關係的民進黨。 

這麼一長段 30多年的歷史,血淚斑斑,我貢獻了自己的一段青春以及日夜擔驚受怕的家人與生命,彷彿做為一種祭品,究竟是對或錯?究竟有無價值?歷史究竟是向前走或原地踏步?其實我也說不上來了。也許有一天,後世更有智慧的人們,才有可能清楚見證這一切。

唱點韓流的反調 (三) 

陳真 2018. 12. 06. 

據報載,韓國瑜所內定之高雄市原委會主委林國權 (同時也是國民黨現任高雄市黨部副主委),涉嫌於2010年創立和荔公司,雇用數十名身材曼妙的美麗年輕女子,透過交友網站,假裝以結婚為前提交往,誘騙男性網友上鉤,進而以各種不實名義推銷婚禮顧問契約,上百名受害者,公司非法吸金超過四千萬元。 

如果說,韓國瑜是根據有沒有前科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清廉,那真的是太自欺欺人了。我知道一堆拿紅包收回扣接受藥商廠商吃吃喝喝摟摟抱抱性招待的醫師,哪個會有前科呢?大貪官李登輝、蔡啥小總統,賴啥小行政院長、柯建銘、陳明文…等等等,哪個會有詐欺或貪污前科呢?就算有,跟他們的貪婪惡行相比,也只是小菜一碟,根本不成比例。 

韓國瑜心思細膩,不是三歲小孩,也不是昨天才出社會,他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選前,他說,”清廉比什麼都重要”。選後,他說:”茫茫人海,到哪去找絕對聖人?” 這是胡扯。找一個不會歪哥污錢、不會雇用辣妹來騙錢的人,叫做絕對聖人?茫茫人海找不到這樣的人?婚嫁時,想要找個羅密歐或茱麗葉也許稍微比較難,但要找個不是強奸犯與性變態,會很難嗎? 

這其實意味著,韓國瑜基本上並不在乎清廉與否,因此,選後他便特別強調,興利重於除弊。這聽起來很詭異,興利跟除弊有衝突嗎?兩者不就是一體兩面?台灣公共工程與各項政策往往爛到爆,根本問題不就跟歪哥舞弊偷工減料及私相授受有關嗎? 

你看看台南,看看高雄,特別是台南,每天在挖馬路,挖得坑坑洞洞體無完膚,他媽的是在挖石油還是在挖恐龍化石?好好一條馬路,挖了又填,填了又挖,每天挖挖填填,宛如兒戲,這問題是需要興利還是除弊來解決?把兩個唇齒相依的觀念對立起來,說什麼興利重於除弊,實在很莫名其妙,那就好像說大便重於小便一樣荒唐。 

當然,我們也不是三歲小孩,不是今天才出社會,對於韓國瑜是否重視清廉,跟他任命那位涉嫌靠辣妹詐騙錢財的人無關。因為,那樣一種犯行,對於稍懂政治現實的人來說,根本就是小兒科,太樸素了,撈錢竟然還得撈得這麼辛苦。韓國瑜是政治老鳥,更不可能如此天真浪漫。我個人相信韓之操守,但我並不相信他對於清廉的重視。 

這回選舉,韓選前與陳其邁達成協議,互不攻擊家人。韓說這是一場乾淨的選舉。這也是胡扯。選舉又不是選美,只要有憑有據,為何不能攻擊對手及其所屬派系之胡作非為?只要言之成理,為何不能批評對手的政見?檢驗一個政治人物的種種人脈、金脈與政治行徑之來龍去脈,難道不就是最基本的民主功課? 

但韓、陳雙方竟迅速達成互不攻擊條約。原因無它。原因就是雙方所屬派系與家人及金脈人脈,一旦遭受檢驗,將不堪聞問。陳其邁的部份,他父親陳哲男過去屬國民黨集思會,是李登輝親信,後來變成扁家族貪污集團的操盤手兼司法黃牛,眾所皆知,略過不表。當然,陳其邁父親的事,不能直接轉嫁在他身上,不過,人脈金脈基本上是不太會變動的。 

韓國瑜家族相對單純許多,但他太太李佳芬卻出身雲林西螺鎮政治世家,父親李日貴早年經營砂石業,在地方上呼風喚雨,並擔任三屆雲林縣議員,後來換李佳芬接手,又繼續當了三屆 (並曾任雲林縣議會國民黨黨團總召)之後,現在又換她弟弟來當,一家人掌握雲林縣議會席次居然長達三十年。 

我很難相信這樣一種政商背景在台灣地方政治生態中能夠不必沾黑惹白,卻能出污泥而不染。事實上,李佳芬的父親,也就是韓國瑜的丈人李日貴,就曾收賄被判刑定讞,行賄者就是韓國瑜的 “老大”,也就是當時準備競選議長的張榮味。 

關於張榮味及其家族勢力,極其複雜,猶如八爪章魚般盤根錯結,深入農、漁、商與金融等等。若真要談,恐怕得寫成一本數千頁鉅著,方能細述台灣政治山頭與地方派系之如何實質掌控台灣社會。簡單說,張榮味就是雲林王,是雲林的 “顏清標”,當過雲林縣長,十多年前曾因案棄職逃亡數月,遭到通緝,後來在街頭被警方圍捕歸案。 

一年多前,韓國瑜擔任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交接典禮時,張榮味還特地南下親臨現場致詞;目前正在坐牢,罪名收賄,判刑八年。雖在牢中,雲林政治人事種種及整個台灣的農會、漁會及農田水利會全國聯合會等等等,基本上都還是歸他管,而且還涉及金融 (合庫金控、土銀) 與商業組織等等,勢力之龐大,難以想像。 

而韓國瑜之所以能夠在他對於農產品一無所知的狀況下便能當上北農總經理,就是柯文哲口中這位 “黑道大哥” 張榮味所指派;就如柯所說,韓國瑜只是這位大哥手下的一個 “小弟”。不過,這位小弟似乎相當能獲得大哥的賞識。 

據張家班成員指出,張榮味擔任雲林縣長時,曾打算邀請韓國瑜擔任副縣長。2016年,更是把北農總經理這個重要關鍵職位交給韓國瑜,強勢力保。很難想像一個稍微具有一點道德潔癖的人,如何可能在這樣一種包山包海宛如黑金帝國的地方政治山頭勢力中立足,更不用說受到大哥的賞識。 

韓這回的選舉,高雄王–王金平幫了大忙,這當然也是要雙方派系由 “大人” 出面來喬才喬得通。另一方面,韓國瑜不但效忠張榮味勢力,而且還跑到彰化助選,力挺彰化的謝典霖家族。那又是另一個同樣呼風喚雨的政治幫派。 

簡單說,在某個也許不算太誇大的意義上,韓流所及之處,其實就是舊國民黨地方黑金勢力的一種重新崛起。我們之所以支持韓,並不是因為認同這樣一種山頭政治,而是因為人渣黨式的掠奪似乎更為全面,更恐怖,更骯髒,更加肆無忌憚,並使得人民更痛苦。所謂改革者,居然比被改革者還更加貪婪無恥,無法無天。原來,我們奮鬥了這麼多年,無數血淚,最後卻只是又回到叢林社會的某個原點。 

我相信韓國瑜的為人,但我不相信他能完全抵抗其所屬派系及相關地方山頭的需索無度。至於台中盧秀燕那邊的派系勢力,那就更加猖狂與肆無忌憚了,令人瞠目結舌。台灣所謂民主選舉,在這層內政意義上,幾乎可以說就是一場黑色笑話,看是要上刀山或下油鍋,二選一。但我們終究並不是在內政上做出選擇,而是在兩岸問題乃至中美議題上做出某種微不足道的判斷,而這判斷本身,卻紮紮實實將會影響到這個島嶼的長久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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