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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唱點韓流的反調(1,2,3)

陳真 2018. 12. 05. 

“事實” (fact) 是無法理解的,除非它有了個 “主人”。 

或者用一種齊克果式的想法來說,”事實(真理)不存在,直到它被我認知”。維根斯坦說:你無法說出真理,除非你已 “回到家”;亦即除非你已在真理之中,否則你無法說出真理。這些話意味著:有這麼一種真理或事實,惟有當它依附著某個主人,然後才形成意義,產生了價值。 

倒過來說也一樣,你得先理解那位句子的主人,然後你才有可能知道那些句子究竟有著何等意義與價值。光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啞口無言。因為,任誰都能說出句子,但誰能說出自己呢?於是,一切溝通似乎顯得如此艱難而幾乎不可能。聽者聽不見,說者說不出。 

真難想像有這麼一天,我竟然會支持韓國瑜。回首前塵,悲劇一場。任憑血淚澎湃,悲劇依舊就像個宿命般的莫比烏斯迴圈,一逕向前,卻無盡頭。我們活在時間與歷史之中,”過去” 是有關現在與未來的一場夢,奮力前進,最後竟來到最初的原點,彷彿什麼也沒改變。維根斯坦說:”誰能知道社會據以發展的法則?”。改變的,似乎只是人的外表與心思;不變的卻是那未知的法則。 

距今三十年前,印象中的軍系立委韓國瑜,白白的細皮嫩肉,戴著細細的金邊眼鏡,下巴總是朝上,油頭粉面,衣冠亮麗;乍看外表斯文,但文攻武鬥其實都很行,根正苗紅的崇蔣反共忠黨愛國份子;誰敢對黨、對蔣不敬,彷彿就是他的殺父仇人一般。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韓國瑜,心裏總有一絲同情,也許那是因為我始終相信他是個正直的人 (或者說至少是個嚮往正道的人),但卻身處污泥之中,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與外在環境似乎格格不入的尷尬與無奈吧?當然,也有可能是我想太多,搞不好人家身處污泥卻悠游自在樂不思蜀;畢竟唯心之事,只有他自己心裏最清楚,但其所屬環境之陰暗複雜乃至骯髒齷齪,卻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我自己呢?千言萬語說不盡,但已找不出不一樣的句子。如果時光可以重來,我絕不會走上這一段。 

關於所謂韓流,我心裏想說的,頂多就是這樣。但我知道這類文字缺乏公眾意義,人們想聽的是一些足以認知的東西,且聽下回分曉。 

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之所以想說它是因為:在一片 “去政治” 的聲浪中,”政治” 明明起了最大的作用;觸目所及,全是政治。尤為可悲的是:隨著民進黨的人渣化,我們當初費盡心血、流盡血淚所欲挑戰與改革的對象,如今卻成為擺脫貪婪人渣肆虐的一種救贖與依靠。不知道這該說是一種悲劇、喜劇或鬧劇?會不會哪一天,再來一個 30年,再走一遍滄桑的回頭路?

唱點韓流的反調 (二) 

陳真 2018. 12. 05. 

八零年代末,多事之秋。李登輝為鞏固一己政權地位,瘋狂鎮壓異己。 

1988年春天,我在高醫小兒科見習,目睹許多小孩因為家長付不起醫療費用而致死或致殘。當時我負責照護的一位重症小病人,便是因此而放棄治療,辦理自動出院。其他有些小病人,所需醫療費用更是僅僅數萬元,卻仍因為家長無力負擔而失明或死亡或終身殘障。 

1988年夏天,我在依舊身無分文、餓得骨瘦如柴的艱鉅情況下,仍然跑遍許多地方(例如雛妓最多的花蓮秀林鄉) 以及機構與圖書館,著手寫作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1988年的年底那一天 (12月31日),我的朋友潘建二等人,在嘉義市中心成功拉倒羞辱原住民的吳鳳銅像,碎裂一地,旋即遭到警方逮捕與毆打並起訴。黨外群眾憤慨,一時之間,蔣介石的銅像亦岌岌可危。當時高雄市記得是三多路一帶,有個蔣介石騎馬的巨大銅像,豎立大馬路市中心,警方必須全天候派人保護,抗議者眾,防不勝防,一度更是考慮在銅像四周架起電網。 

1989年1月或2月的某一天,我跟劉峰松來到時代雜誌社,探望正準備自囚、抗拒拘提的鄭南榕。鄭南榕比著一刀切的手勢說:”國民黨過去任意抓人、殺人,但是到了我鄭南榕這裏,這一切就必須停止!” 

3月29日,我成立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成員兩百多人,包括楊秋興、戴振耀、李慶雄等等。 

4月4日兒童節那一天,我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遊行,擔任總指揮,從文化中心走到高雄市政府,要求 “開辦重症兒童免費醫療”。參加者約50人,大多老幼婦孺,鎮暴警察卻來了兩百多個,甚至荷槍實彈,沿路跟隨,天橋與高樓更是滿佈情治人員,一路蒐證;事前事後,警方與情治單位對我及家人威脅利誘,恐嚇騷擾不斷。 

4月7日,鄭南榕自焚。兩天後,我跟陳菊來到鄭南榕的家,探望鄭南榕的太太葉菊蘭與女兒鄭竹梅。 

5月 19日,鄭南榕出殯。我就站在離棺木不遠處。在我身邊有位女子,戴著斗笠,一語不發。送葬隊伍準備出發之際,她突然轉過頭來,我一看,嚇一跳,原來是陳婉真,當年黑名單成功闖關回台的第一人。 

隊伍行經總統府時,原本與我走在一起的好朋友詹益樺,突然把手上的旗幟等物品交給旁邊的宣傳車,低頭獨自快步走向總統府前滿地的鐵蒺藜。一兩分鐘後,群眾大亂,阿樺自焚,我和戴振耀等人趕緊送他去醫院,我並隨手撿起他自焚用的千輝牌打火機。 

送醫途中,我感覺到他已無氣息。是我和其他一位黨工,把他從擔架抬上病床。遺容安詳,後腦勺燒出的一個大血腫瞬間破掉,流了床上枕頭一大灘黑色的血。 

處理完遺體安置,晚上,我又回到總統府前。為了避免國民黨栽贓,我把阿樺自焚的打火機放回現場地上。果然,當晚的新聞便指控是黨外群眾 “燒死” 詹益樺。帶隊的指揮之一陳永興,拿起麥克風說,他要公開警告 “躲在總統府裏面的李登輝”:”有一天,台灣人將會再度回到這裏,踩平總統府”。 

6月下旬,當時念高二的學姊因為刊載這篇兒童人權報告在校刊上,遭受退學。我則離開高醫,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 

當時,有海外學者把我的兒童人權報告摘要翻譯成英文,寄給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被列為參考文件,並且在UNICEF的一篇報告中,因此把台灣和泰國並列為雛妓問題嚴重的地區之一。這些居然都成為我日後叛亂罪的罪證之一。 

大約8月,民進黨決定突破台獨的言論禁忌,成立 “新國家連線” (不是1997年那一個 “新國家連線”,兩回事),數十位立委參選人聯合以 “主張台獨” 或主張 “人民有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 做為共同政見。 

依當年法律規定,唯有審查合格、正式登記的助選員才能在政見會上助講。而且,依規定,學生不得助選。但我當時的身份證工作欄 (現已無此一職業欄位) 並非註明 “學生”,而是私人公司 “業務員”,因此陰錯陽差成為具有學生身份的正式助選員,為新國家連線的彰化立委候選人楊文彬助選並幫他寫文宣。媒體對此特別加以報導。 

我只上台助講了頂多三、四次,但每次上台,情治單位的幾台錄影機就會圍攏過來從多個角度蒐證,一一成為我日後的叛亂罪證。我在台上反覆訴說一個觀念:”面對一個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的一項義務”。 

大約10月,國民黨的趙少康、李勝峰、郁慕明等人,一方面為對抗新國家連線,一方面有別於本土黑金之父李登輝,籌組成立 “新國民黨連線”,也就是新黨的前身;聲勢浩大,陸續加入的人很多,韓國瑜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驍勇善戰,甚至還曾動員群眾,對反蔣與反國民黨者施暴,是當年軍系立委中,政治戰鬥性最強者之一,逼人就範,行徑張揚跋扈。 

大約10月,選舉結束,新國家連線多人當選。司法機關揚言以叛亂罪偵辦台獨主張者,但他不敢辦立委民代,卻辦起助選員來,一共10位遭受法辦,我便是其中之一。 

案子後來只剩我和另一位黨工,拒絕出庭認罪。不久之後,那位黨工便遭到拘提與刑求,只剩我一人。據說那位當工人的黨工被刑求得很厲害,企圖讓我心生畏懼而乖乖出庭受審認罪。 

11月20日,聯合國通過 “兒童權利公約”,翌年(1990年)生效。 

12月24日耶誕夜,我收到限時掛號信,法院送來一份 “禮物”,是一張威脅我再不出庭受審將逕行拘提的傳票。我旋即在黨外雜誌發表聲明,標題就是我的那句所謂 “煽惑內亂” 的罪證:”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表明我不會出庭,不會配合當局演一齣司法大戲。 

1990年年初,高醫精神科招考住院醫師,僅錄取一位,報考者卻有十幾位,我全票通過,唯一錄取。 

不久之後,高醫校方與院方高層傳出消息說,”有關單位” 說我 “思想不正確”,”政治素行不良”,因此禁止高醫錄取我,即便高醫院長也無法作主。可是,我都已經正式錄取了,而且還接受迎新、跟科裏的同事吃過飯了,那該怎麼趕我走呢?其實根本不用趕我走,我的個性原本就不會想給旁人添任何麻煩,於是就自己未上任便宣布 “辭職”。 

接下來將近一整年的時間,高醫的歷史不斷重演,不管去到哪,只要一被錄取,該醫院就會馬上遭到嚴厲警告說不得錄取叛亂犯。其中以草屯療養院最為誇張,我不但錄取了,甚至連醫院的宿舍都分派給我了,卻不准我上班,成為長達數個月的幽靈醫生,有名無實。 

我其實還是照樣 “上班”,不過卻是天天向院長室報到,一邊喝咖啡,一邊寫自白書,努力回想自己究竟幹下多少危害黨國的事業,如實一一寫下,罄竹難書。院長再三私下偷偷說,他絕對挺得住政治高壓,要我忍著點。 

就這樣當了至少三、四個月的幽靈醫師,直到1990年8月,長庚醫院傳來消息說願意接納我,但是王老闆 (王永慶) 有個條件就是我必須簽一份切結書,很短,僅僅寫著一行字:”本人日後若因案被捕,一概與長庚醫院無關”。我在切結書上簽了名,於是才終於當上醫生。 

1990年的上半年,我依舊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情治單位每天 “問候”,有段時間還亦步亦趨,天天派車跟著我,也許是企圖製造恐怖氣氛。報上並開始出現我將步上鄭南榕與詹益樺的後塵之報導與各方傳言,說我準備自焚,其實全是有心人士捏造之謠言,企圖製造更多政治事端,進一步打擊國民黨。 

1990年6月左右,我寫的 “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在美國的一個台灣人醫學組織(NATMA) 獲得醫學生最佳著作獎,獎金一千美元。我成為叛亂犯的消息亦同時傳遍海外台灣人學術圈子。他們提供機票,希望我親臨美國受獎,並希望我能去美國深造。但我一來被限制出境,二來身心俱疲,毫無領獎之心思。一些海外學者甚至幫忙想要把我 “弄出去” (偷渡),同時要我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但我統統都不考慮。 

面對這樣一種朝不保夕的局面,為了避免危及家人 (當年國民黨對付人的手段不是針對當事人,而是騷擾或威脅傷害你的家人),我決定脫離家庭,不再與父母連絡。 

一兩年後,1991年的7月16日,親子重逢,但我沒想到那會是我和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三天後的7月19日,迎接我的是母親冰冷的遺體,臉頰上一道深深的淚痕。 

如果時光可以流轉,如果故事可以重寫,我該怎麼活,才能避開這些悲劇?母親的死,帶走我所有的明天。我一度打算自己結束生命,陪她走一趟黃泉路。 

韓流當前,發大財,賺大錢,大家過好日子啦等等,這些我統統都舉雙手贊成,政治所求,無非如此。可我想說的是:這終究不是故事的全貌。當年囂張跋扈的韓國瑜,歷經多年滄桑,如今和藹可親,殺氣全無。至於所謂黨外同志,一個個變得權位薰心,貪婪無度,尤有甚者,大量國民黨最為卑劣的人渣幫兇,包括李登輝,搖身一變,竟然變成當今之所謂民主人士,一手掌控這個早已和過去沒有任何關係的民進黨。 

這麼一長段 30多年的歷史,血淚斑斑,我貢獻了自己的一段青春以及日夜擔驚受怕的家人與生命,彷彿做為一種祭品,究竟是對或錯?究竟有無價值?歷史究竟是向前走或原地踏步?其實我也說不上來了。也許有一天,後世更有智慧的人們,才有可能清楚見證這一切。

唱點韓流的反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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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談齷齪選舉

手段的正當性,從來都不是台灣人民所關切;特別是綠營的支持者,基本屬性更是如此,對於是非善惡漠然,顏色至上;甚至越卑鄙齷齪,越受歡迎,因其基本心態是這樣:非我族類,其心可誅,因此,只要能殺敵,任何手段都是對的。 

讓我很驚訝的是:沒想到柯文哲這回的奧步比上一次還卑鄙,居然監守自盜,在自己負責的選務與選舉程序上直接動手腳。難道你還能想出比這更骯髒的選舉奧步? 

議論政治也許可以分成圈內圈外兩種。圈內看門道,圈外看熱鬧。即便是看熱鬧,是非黑白理應還是清清楚楚,但人們卻仍然故意裝蒜,要不就是根本不當一回事。 

不妨想想,假設今天是綠營面臨二綠一藍三搶一的棄保局面,他有可能讓這種一邊投票一邊開票長達四小時的情況發生嗎?好讓對方有四小時的時間從容且公然地操作棄保。有可能嗎?甚至當其中一位候選人都已經準備要發表敗選感言了,尚未投票者還會投給他嗎?綠營或柯文哲有可能讓這樣一種不公平的骯髒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嗎?可能性是零!絕無可能。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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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支持以核養綠公投(二、 三、 四、 五)

許多時候,我常有這樣一種很深的納悶和不可思議感就是:為何蠢蛋們居然能蠢到這種地步,但卻又自我滿意度非常高,非常得意於自己的智能。

與其問說蠢蛋是誰,倒不如說稱不上蠢的人究竟有幾個?很多蠢蛋看到這裏大概已經開始不爽了,因為在他的解讀裏,他會認為我這是一種炫耀或自我滿意,套句流行用語,他會 『酸』 說 (或 『打臉』 說),『蠢蛋就是你自己啊』。這樣一種理解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這就是你跟蠢蛋們所能夠溝通的極限了。

蠢蛋的例子俯拾皆是,我就舉個跟核電有關的現成實例:

所謂經濟部長沈榮津這幾天接受媒體訪問,提到『以核養綠公投』時,很不屑地表達反對之意,原因呢?他說:核廢料要放哪?「放你家?放我家?放別人家?都不可能嘛」。你若參加研討會或參加辯論比賽,聽到對手這樣的反駁意見,應該會驚訝得啞口無言,痛苦到很想當場掐 LP自殺吧。這差不多是小學生在吵架的水平。依其邏輯,我們也不該蓋垃圾掩埋場、殯儀館、火葬場,更不用說包你很容易得肺癌的火力發電廠了,因為要蓋在哪?「你家?我家?別人家?都不可能嘛」。

另一個蠢蛋也跳出來呼應了,他是政大一位教授叫徐世榮。報紙上說,他『打臉』了馬英九,因為馬英九說「核四廠裡頭就準備了存放兩萬桶的核廢料儲存空間,足以用上40年。」徐世榮痛罵馬英九和以核養綠公投這一方『不誠實』和『詭詐』,他說,『40年後怎麼辦?』

其實,若全世界都依照人渣黨火力(發電) 全開的幹法,世界末日說不定不用等到40年就會來臨。

仍是老話,不是說真理越辯越明嗎?如果反方有那麼多 “寶貴” 的意見,何不讓 “以核養綠” 公投提案連署過關,然後在辯論會上好好把黃士修等人痛宰一番,進而一勞永逸地誕生所謂非核家園?為何不此之圖,卻好像很害怕這項公投提案過關。核電公投,不就是林義雄一生的最重要主張之一嗎?為何現在立場全變了?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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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屍案背後的迷思-因為性別平等沒教好?還是沒有落實執行死刑?

2018年春夏連續發生兇殺分屍案,有許多人開始檢討「是因為女生穿的太暴露」、「女生無緣無故為何會跟一個陌生男子同在一個屋簷下」、「半夜女生為何沒事一個人走在街上」等檢討「被害人」的聲音,導致一些反撲聲浪也興起:「就是因為性別平等教育沒有教好」、「父權主義的遺毒」、「物化女性」等,更偏激的連「黨國威權遺毒」的字眼都出來了。檢討被害人是個錯誤的迷思,但這些強調「性別平等」的人卻絕口不提「死刑問題」,甚至還說「台灣現在還有死刑」、「死刑難道就可以遏止性侵犯?」個人在這裡看了不禁要搖頭。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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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神聖民主投票制度下的惡夢

我們之所以浪費時間講這些,並不是要批評人渣政客及其一票同路人,就跟社會上一大堆做奸犯科的歹徒沒兩樣,這些人有什麼好批評?幾十年來,我始終覺得,批評政客只是一種自我貶低,一種自我做賤。對於這樣一些人,這樣一個黨,你只須想辦法把他們打倒並繩之以法,而根本不值得批評。因此,我之所以浪費時間寫這類東西的目的,當然不是要批評這個貪婪齷齪的政治詐騙集團,而是針對 “真腦殘人士” 而寫;畢竟 “真腦殘人士” 也有所謂神聖的一票,當腦殘人數遠遠多於正常人時,在所謂神聖的民主投票制度下,後果就是永難擺脫的惡夢,社會永遠控制在呼風喚雨擅於洗腦的人渣歹徒手裡,永不超生。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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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姓柯的他媽

綠營之中,比柯文哲更爛更貪的多得是,但他之所特別卑鄙,特別令人厭惡之處就在於他是這樣一種典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嘴巴講的全是仁義道德,但所作所為卻全是雞鳴狗盜,把台灣政治文化中最醜陋的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從他當年選舉時就是這樣;包括養網軍抹黑造謠、作假美化自己(比方說一堆所謂淳樸的假照片),自導自演栽贓抹黑對手等等,無惡不作。而且,在金錢上非常不乾不淨,長年接受藥商和廠商的巨額賄款。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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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卡管啟示錄,啟示了我們一些什麼?(續)

這群綠營的走狗文人,長年以來,可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只要是非我族類,明明根本一點事也沒有,也能虛構出各種罪名扣在對方頭上,然後搬出一大堆漂亮理想講得天花亂墜。而且, 永遠都 “覺醒得剛剛好”,永遠都知道舉順風旗搭順風車,哪邊主流就往哪邊靠,名利雙收,左右逢源。

今天要是管中閔是綠的,即便扯盡天下爛污,親綠學者們保證也會護航到底;要是誰敢拔掉他,保證早已鼓動成千上萬的腦殘學生罷課、佔領行政院或總統府了。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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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管啟示錄,啟示了我們一些什麼?

管中閔,不管你喜不喜歡他,都不能否認他是一個乾乾淨淨正正直直的人。但是,因為他不小心選上台大校長,人渣黨便傾全力抹黑他。一個學校校長職位,比起各種暗無天日伸手不見五指的撈錢基金會與黑機關及國營事業以及各種政務職位等等,油水相對比較少,但大學校長一職,意義不在於油水多少,而在於思想洗腦與高教人事控制,因此,必然得由 “自己人” 擔任。依人渣黨的作風習性,絕無可能輕易拱手讓人之理。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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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政治人物撈錢的手段

台灣政治之腐敗貪婪與齷齪,一言難盡,而這一切全是以民主之名,唬得腦殘人士們一愣一愣的,而且還引以為榮。但你可別以為檯面上那些人,包括人渣政客底下的那一大票走狗們真的在追求什麼民主。這些人精明得跟什麼似的,所謂民主自由與什麼碗糕台獨,只是一種撈錢奪權的手段。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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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統或獨?儘早公投決定

其實,不管你願不願意,這場統獨歹戲終究得有個盡頭;與其被迫終結,落個措手不及人仰馬翻,倒不如採取主動,來個不欺不瞞、各暢其言的真正公投,給這段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痛苦紛擾歲月做個了結,讓眾人各擇所愛,各尋其路,讓各方無辜者特別是下一代仍有長遠人生應有的寬廣出路,而不是永遠困在一個彷彿被詛咒、被藍綠政治歹徒與騙子們所集體綁架的巨大困境中,絲毫看不到希望。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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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夜診原音重現

“人應該單純,但不要愚蠢",我勸告那位護士小姐的這番話,其實並無貶意,亦非高高在上的指導,而是用20年家破人亡般的痛苦心血所換來的體悟。我相信有一天,這位小護士以及千千萬萬跟她類似的人,終究還是會變得成熟與世故,不再愚蠢。但很可悲的是,當一個人不再愚蠢時,往往也很難再保有單純的赤子熱血,大家學會了沉默,學會了明哲保身,學會了觀望,學會了利害分析。在我看來,這比單純的愚蠢更可悲。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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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台灣地位,是戰爭決定的

那是戰爭的年代,戰爭決定一切,沒有道理,只有死或活。
所以帶著陸海空軍過來的國民政府,和沒有絲毫軍事力量的台灣,是誰保護了誰,這事實應當是很明顯的。

這也是至今,為何台灣地位始終不能全由台灣人決定的因素。
為何對岸就是可以插一手管到台灣?

因為台灣地位,是戰爭決定的。

當年是清朝戰敗,所以台灣被割讓給日本;
後來是日本戰敗,所以台灣歸還中華民國。

這是血和命所決定的結果。

所以如今也無法只因為台灣人想就能隨意改變。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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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18%,為何要幫退休軍公教講話

因此,我沒有18%,為何要幫退休軍公教講話,原因正是如此。今天我公務員願意為國家犧牲奉獻,願意到山澗、到水湄,上山下海而放棄自己應該享有的家庭、夫妻與親子生活,甚至變成實際上掛名的家人,還不就是為了這工作與使命,並相信我這麼地報效國家,國家必不負我。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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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砍日本人銅像的李承龍才是公民不服從

明明同樣一件事,後果卻大不同。砍國父,砍蔣公,砍孔子,砍媽祖,統統無所謂,因為這些是中國毒素,盡量砍沒關係,不但無罪,而且吹捧抬舉為民主自由正義之舉。可是,一砍到日本人,x它媽的卻好像砍到他阿公似的,如喪考妣,居然成立什麼專案小組,全力緝凶,限時破案,我還以為發生什麼慘絕人寰的斷頭凶殺案。

若要說什麼公民不服從,砍日本人銅像的李承龍才是公民不服從,因為他明知道在這個由美日漢奸走狗掌權的鬼島上,砍日本鬼子銅像是犯大忌、會付出代價的,但他依然為之而不閃躲其後果。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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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釐清歷史事實,才能尋求解開紅藍綠的死結

  事實上,日”治”時代台灣有非常完整的戶籍紀錄,然後戰前戰後的人口數量一減,消失的人口大約是兩萬人。
  所以超過這個數字的,大概都可以視為無根據的吹牛皮。
  比如說有人把整21師消耗彈藥20萬發,作為整21師從基隆登陸一路屠殺到高雄,死了20萬人的根據,但是無論古今中外,全世界都沒有這種一彈一殺的神槍手,越戰平均每消耗5萬顆子彈,才有辦法殺1個人。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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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這一票,你以為你是國家的主人

不,你就像幾次臺灣大地震中那些爛建案的大樓受災戶,你擁有的就是那一點點的大樓土地面積產權。
你想要發表意見?可以,等麥克風等鏡頭;你想要快點重建?可以,等大家的意見統一再去折衝協調。可能你在某個無法入眠的夜晚想著:為什麼是我?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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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公平或許不存在這世界,但是你仍然可以心懷感謝

政府的存在,只不過是「盡可能地透過制度」讓這一切看起來公平些,至於真正的公平,大概只有在上帝的理型世界中才會存在。

這是我們一開始就知道的事。

政府是非常爛沒錯,不好的制度,不合理的協會,當然需要被檢討,但什麼事都怪政府,我也不認為那是真正的左派或是安那其心中的理想世界,有的時候,這些理論話語在某個脈絡下被荒謬地運用,我還是打從心底覺得不安。

不公平永遠存在,我們可以用任何一種方式去戰鬥,去爭取自己心目中的公平,但被動地責怪這個世界,從來不會是解決問題為這個世界帶來公平的一種方式。

找一個說法很簡單,對方用奧步、政府不補助、護具不合身、時差調不過來,但是這些說法,都遠比不上承認失敗,然後回頭努力來得更有意義與價值。

很多時候,我越來越懂得心懷感謝,並且讓自己變得更強韌。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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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道防線,大家認為臺灣還剩幾道?

「Decency」不是一個道德觀念,它比道德更底層,它是道德的最後防線。中國傳統下,並非沒有類似的元素;例如,「捫心自問」,一個人夜深人靜時,問 問自己的行為及動機是否說得過去。這應該是人類的本能之一,但人類也有很多其他的本能,當一個人「捫心自問」的能力被其他本能掩蓋掉了,台灣會說「良心被 狗吃了」,中國大陸會說「被豬油蒙了心」。

一個社會是否公道(fairness),是否講公義(justice),可以看它的三道防線在哪裡:司法的防線、道德的防線,以及捫心自問能力的防線。當司法防線淪陷之時,還有道德防線來評斷公道與公義,當道德防線也不保之時,我們可以訴諸人們捫心自問的能力。但是,當捫心自問的能力被遮蓋時,這個社會的公道與公義,就失去了最終的支撐點。

這三道防線之間的關係,或許在「言論免責權」這件事上,可以看得最清楚。立法委員具有言論免責權,這是司法防線中的一環,恰恰是為了保障權力得到制衡。那 麼,怎樣才可以防止立委們不隨心所欲的濫用這權利?靠的是社會的道德底線。一旦社會的道德底線下降,無人制止立委公器私用,那麼唯一剩下的防線就是立委自 己的捫心自問能力。倘若這道防線也喪失了,立委這個角色就成了危害社會公義的角色。類似的,媒體雖然不具有言論免責權,但若所有媒體都可以用標示一句「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媒體立場」而擺脫所有言論責任,那也是三道防線都潰敗的事例。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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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們在臺灣的生長狀況看來都不太好

台灣文學系的招生問題,其實跟少子化與學用關係的考量比較有關。

大家這些年喜歡說天然獨世代,那麼我們可以反問,天然獨世代,為什麼最後還是選了應用學科,文科的話,還是去了語文,頂多是政治?

第一是學生本來就不多,第二是用不上,語文能力只要有基本程度就能應付生活所需,而且,寫作或對話的技能,自己也能透過自修培養,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成為作家才能寫字。

換言之,上個世紀六、七零年代,談這種悲情的思維還說的過去,因為就台灣人的觀點,台灣文學確實是先被日本殖民,再被大中國思維掩蓋,但那一切都已經過去 了,台灣文學一代,老的人早該想透,新的芽根本形式上早以自覺的擺脫了日中的影響,也試著反身性的自我探索,努力走出新路。

這應該是一個展新的年代,而不是一個怪東怪西,只怪中國不怪日本的時代。

天天看這些解殖獨,覺醒作家,老是對中國文化貼標籤打草人,而不想想怎麼建構新的論述,卻也沒有一個真正關心台灣文學的人出來反省,放任他們成為文化上的懷疑論者,天天捉著殭屍吸血來牟取名聲,一邊悲情的哭喊,一邊演出先射箭再畫靶的戲。

試問這真的是台灣文學存在於下一個世代的意義與價值嗎?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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