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世代交替淪為口號?

要重返執政,不能只想依靠民進黨做不好,而是應該重新改造整個黨,擺脫醬缸思維,用壯育青,現在在黨產會的夾殺下,國民黨資源短缺,加上老藍男霸著位置不走,可不就是如韓國瑜所說的「又老又窮」嗎? 繼續閱讀 →

陳真 談郭台銘參選 卡韓政變

我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仰慕郭台銘。除了有錢之外,還有什麼過人長才或美德?事實上我也從沒遇過郭粉,我沒法想像怎麼會有人欣賞這樣一個思維平庸、財大氣粗的大老闆。整天說自己霸氣,我倒覺得他的問題就在於毫無所謂霸氣可言(如果霸氣指的是一種俠義與豪邁的話),陰沉,很娘,遇強則弱,遇弱則強;你看他跟川普的互動,窩囊得像馬戲團裏的一隻小猴子似的,有夠猥瑣,但他面對所謂一般人時,卻又是一副君臨天下威風凜凜的傲慢態度。

至於像韓國瑜、林義雄這一類的人,那才叫做霸氣,或是用我的話來說,一種俠氣,所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雖千萬人吾往矣。

選舉首要當然就是看立場看顏色,其次才是看人。可是,當人不合格不適任時,管他什麼顏色都不該支持。

國民黨顯然是想推郭台銘出線,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希望這個爛黨能夠因此死得更快一些,總統和立委都不要投這個黨。若非韓出線,甚至可以考慮投綠營,讓兩岸統一的腳步可以更快一點。 繼續閱讀 →

我的高雄之路:重塑台灣政黨政治和重視公僕在現代民主中的角色

韓國瑜 2019. 04. 15. 

艾江山大使、各位女士、先生們,午安。 

在我開始演講之前,首先我要對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長期的友誼表示感謝,因為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對我們的支持,讓我們彼此得以緊密合作和密切交流。我也要向艾江山大使致以最誠摯的謝意,邀請我來到史丹佛大學這個世界上最受尊崇和極負盛名的大學之一。我非常榮幸能夠站在這裡,跟這麼多位優秀的學者和學生們,分享我對現今台灣政局的看法並且分享我的高雄之路。 

我知道去年那場選舉的結果令許多人跌破眼鏡,引起了許多的關注,讓大家對於我如何當上高雄市長感到相當好奇; 好奇我是如何從一個籍籍無名的過氣政客,變成家喻戶曉,好奇我是如何從那樣一個不可能的起始點到達今天這個位置。在台灣,有不少人說這是「韓流」,但這裡我要很懇切地告訴大家,從來就沒有「韓流」,從來都只有「民意」而已。在2018年席捲台灣政治和社會的不是我個人,韓國瑜。會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其實是台灣大多數人都受夠了分化嚴重的政治惡鬥、充滿操弄的意識形態對立和無能的政府。 

因為有這些問題,所以我才會踏上這條走向高雄的路,這也是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 

不到一年以前,我絕對不會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夠站在史丹佛大學以中華民國高雄市市長的身分來演講,而且作夢也想不到我能站在這裡與你們分享我的故事。 

在我參加選舉之前,我就是一個過氣政客,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總經理。我當時都要將近60歲了; 推銷農產品和商品是我的主要工作和責任。我很喜歡我那個工作,而且我自認勝任愉快。在我任內,那家公司脫離了破產危機,並創下公司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業績紀錄。 

然而,就在我退休的前幾個月,我遭受到毫無根據的指控並且被迫下台。真正的原因只是因為台灣執政黨的某個派系想用我的職位來酬庸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當然,我感到憤怒、心力交瘁、並且茫然無措。我當時,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黨派政治撕裂所造成的政治鬥爭之下的受害者。 

我絕非唯一,也不是第一個遭到政治惡鬥迫害的人。台灣長期以來在政治上分裂對立,許多掌權的政治人物似乎將自身黨的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因為分化和失能的政治惡鬥,我們眼見台灣的整體發展20年來都在原地踏步。可以說台灣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政黨的奴才,全台灣2300萬人民都是黨派政治分化下的受害者。 

在過去的20年裡,我們的經濟持續衰退、平均薪資成長停滯、投資和資產外移、還有嚴峻的人才流失問題。過去,台灣和新加坡在經濟和各類發展方面可說是並駕齊驅,但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經超過6萬美元,而台灣的人均GDP則約為25,000美元。 

這種病入膏肓的政治惡鬥和嚴重分化的失能政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讓台灣每個人每年少賺100萬新台幣。毋庸置疑,我們的教育系統,基礎設施發展,工業規劃和國家機構都受到嚴重的影響和損害。因此,我決定要站出來並且開始做一些真正的改變! 

作為起手式,我參加了2017年的國民黨黨主席選舉,正式向台灣腐敗墮落的政治惡鬥宣戰。那時候,我身無長物、手無寸鐵,可以說是一無所有:沒有團隊、沒有資源、沒有贊助商,只有家人、幾個朋友和一顆禿頭。我完全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勝算,但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勒那首廣為流傳的名詩〈起初他們……〉提醒著我,如果我不勇敢發聲,誰為我發聲?誰又會為千千萬萬台灣人民以及我們的下一代發聲? 

我們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從1996年以後,我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出總統。但為什麼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甚至比20年前還要糟糕?為什麼台灣的民主沒有給它的人民帶來進步和滿足感?我們可以說民主不是一個好的政府體系嗎?我們可以說民主不適合台灣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是的。但是,在我們台灣的民主還處於萌芽階段時,我們的民主就已經成為極端意識形態的禁臠。獨立或統一、是中國人或不是中國人、再加上對權力和金錢的腐敗慾望,使我們的民主制度長久以來便蒙上陰霾。許多政客在競選期間聲稱他們會做人民的公僕,他們會為人民和國家服務,但是,一旦他們當選,他們就只為自己個人、自己的派系利益、以及政治酬庸做服務。他們是政黨的奴才,是黨僕,而不是人民的公僕。 

當我正式宣布參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高雄是一個陷入嚴重困境的城市。高雄曾經是台灣第二大城市,但現在排名第三,落居於台北和台中之後。這座城市也曾經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港口,但現在已經退至第15名。 

儘管這座城市財政指標危如累卵、市政成果虛有其表,但仍然是民進黨固若金湯的大本營,執政長達二三十年之久。我的朋友們都告訴我不要參加高雄的選舉。許多人預期我必敗無疑,我的對手陣營甚至在等著看笑話。但是,雖然我沒有別的長處,但我人窮志堅、頭禿膽大!我去過台灣許多的城鎮和農村,踏遍不少農場和田野。我可以清楚地從許多人眼中看到憂慮和失望,就像我的憂慮和失望一樣。所以,我們不要、也不能再等了。 

台灣這麼多年來一直浪費在黨僕政治的手上,真正把台灣放在心中的人,我們再也不應該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這個黨僕政治的災難繼續破壞我們的未來。所以,我要站起來,我發自內心地呼籲跟我一樣的高雄人加入我的行列,不要讓自己成為黨僕們無止盡謊言的犧牲品。我懇求高雄人民用選票爭取真正的民主,為自己投下負責任的一票,此外,我也呼籲大家,真正的民主是一場乾淨的選舉,我們寧願乾乾淨淨地輸掉選舉,也不要骯髒的當選。於是,我懇求我在街上遇到的每個人,在節目或上台的每個場合都這麼呼籲大家。 

高雄人,聽見了。我要對所有高雄鄉親、國民黨內和我想法相同的朋友、以及許許多多真心實意來幫忙相挺的義勇軍和民眾們,致上由衷的謝忱和感激,謝謝他們讓我不再孤軍奮戰。因為有我的團隊和有越來越多民眾的加入,我才能勇往直前、無所畏懼。我們那一路上遇到了無數的挑戰、克服了許多難關和障礙,最終,我們走進高雄,贏得了選舉。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征途,而是我們大家的。 

我們努力走向高雄,但事實上這個征途尚未結束。我們仍然走在建設一個更好的高雄、要恢復它往日輝煌的路途上。很幸運地,我擁有一個280萬偉大市民的團隊。我們開始從兩個主要方向著手。 

首先,是查檢和修復所有失修待補的基礎設施。例如,我們在路上和地下有大大小小成千上萬個坑洞或裂口。如果這個城市連完善的基礎設施都搞不定,我們如何能期待旅客、生意、貨物和資金能夠注入高雄? 

再者,我們要向全世界推廣高雄的產品和旅遊業,實現我的競選口號「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我們這幾個月已經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澳門、深圳和廈門。此時此刻,我人正在美國與你們諸位未來全球領導人說話。我們非常努力地要提高我們的全球知名度,並竭力希望促成相關商業機會和投資挹注高雄。不只如此,我們上個月還與富士康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要發展高雄的科技產業,並計畫在高雄招募3000名和大數據、人工智能與軟體開發相關專業的軟體工程師。 

我認為目前為止我們市府團隊做得可圈可點。然而,仍有許多雜音擾亂著我們的工作。有人說與中國大陸的銷售合同和合作備忘錄是背叛台灣的親共行為。我完全不明白,做生意怎麼了?不是賣東西嗎?怎麼會變成賣國呢?這些就都是政黨奴僕欺騙人民的說法。我和我的團隊都是人民的公僕。我們知道農業可以推動其他行業蓬勃發展,如包裝、機械、物流等。我們這些公僕在努力打拼、幫高雄賣東西賺錢,但是這些政黨奴才卻仍在搞那些政治惡鬥的手段、試圖詆毀我們、繼續拖著整個城市沉淪。 

我對所有政黨奴僕感到抱歉,他們沒有了解到,自從2018年大選後許多台灣人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這邊我想與大家分享我對於民主的另一種看法,我相信每個人都聽過甘迺迪總統說過的那句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我們台灣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選舉,特別是在2018年大選之後,我們應該學會了民主的真諦,用我的話來說,真正的民主應該是「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這國家你把票投給了誰。」唯有當我們的票都投給了廉潔而不是腐敗、投給和諧而不是對抗、投給開放而非封閉、投給真理而不是謊言、投給國家福祉而不是意識形態?那麼我們才能期待擁有一個更具有競爭力和建設性的社會,才能擁有一個充滿活力、值得信賴、能夠安和樂利生活的家園。 

2018年是台灣政治開始重新形塑的一年,容我再次聲明,這絕不是因為「韓流」,而是因為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想要看到和人民想要擁有的政治新風貌。台灣選民已經開始看到黨僕政治所造成的損害,他們現在期望人民的公僕帶給他們一個實在的、有希望和幸福感的政府,再沒有那些政治謊言、失望和對抗。 

我相信人民公僕時代的已經到來,我們都正在重塑台灣政治,希望開始重視人民公僕的這個角色與目標,希望總有一天,在台灣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相信民主真正價值的地方,我們最終可以擺脫黨僕政治的桎梏,享受人民公僕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和建設成果。 

容我再次重申,沒有「韓流」,只有「民心」。因為「民心」,我才得以來到高雄。而今,我們正一起在走向一條現代民主的路途上,在新的現代民主裡,政黨奴僕們放下了私利和政治操作手段,而人民公僕則努力讓我們國家巨大的潛力得到最大的發揮。 

這是我們的高雄之路。 

謝謝,謝謝大家聽我這個又老又禿的老頭說這麼多。我希望今天所有在場聽我演講、又沒有睡著的人,將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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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NCC中天裁罰案

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近來被戲稱為「髒兮兮」,主要是因為對中天報導過多韓國瑜的新聞做出干預,以及針對該台兩則報導因違反事實查證總共開罰100萬元。這幾件中天處分案之所以造成爭議,原因在於先前行政院長怒砲NCC主委對於假新聞毫無作為,以及執政黨立委提案要求NCC主委下台,因此引發外界許多政治陰謀論的聯想。 繼續閱讀 →

陳真 談同性戀

“同性戀是先天的,自然的。可惡護家盟,可以告他們違憲,怎麼現在還有人用假道學強押特定壓力給別人。” 

我看到一位同事在Line裏寫以上這些話,我給他寫了回應如下: 

1. 同性戀在過去普遍被視為是一種病,直到上個世紀七零年代,DSM診斷標準才把它從精神疾病項目中去除,而世界衛生組織的 ICD診斷系統則是直到1990年才除病化。 

2. 同性戀過去不但是一種病,更是一種罪,直到現在,大部份國家仍未除罪化,並且在各項公民權利上受到種種限制。即便是除罪化的國家,也都只是晚近之事,即便是美國,也是直到2003年才全國合法化。 

3. 說同性戀是一種罪,在我看來就好像說長得太高或太矮是一種罪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同性戀是 “天生的”,就如同高矮並非全然天生所致。直到今天,科學界對於同性戀的成因仍無定論,但普遍相信它先天與後天環境因素兼具。 

4. 如果同性戀 “純粹” 天生受基因影響,那它理當因為無法生產下一代而會越來越少才對,但事實上,同性戀人口始終維持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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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談新喜劇之王

周星馳 新喜劇之王

陳真   |  2019.02.17 14:55   |  

我不記得我曾批評過你說的所謂電車綁幾個人的問題,只隱約記得好像有這麼一本書,叫做什麼 “關於正義的幾堂課” 之類,是個哈佛的哲學教授寫的暢銷書。我沒細看,但大約翻了一下,覺得很反感,很低能。你說的電車難題,好像就是出自那本書。 

至於”新喜劇之王”,我都不知道看了幾十回了,滾瓜爛熟都能背了。每當我在書桌前工作時,我就一邊讓這電影開著,成為我的某種養份,一心一用。我倒覺得它是周星馳自古以來最好的電影之一,肯定能排上前三名。 

一部喜劇或悲劇的成與敗,並不需要從頭笑到尾或一路悲;天才隨手的一個鏡頭,遠勝凡夫俗子的精心鉅作。 

大多數導演往往早年勝於晚年,比方說Kusturica,年輕時拍的東西才華橫溢,驚為天人,但卻越拍越難看;2007年之後的 “請對我承諾” 以及 2016年的 “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幾乎都可以直接略過不用看。 

周星馳卻剛好相反,早年的東西粗製濫造,甚至不堪入目,有些我幾乎看不下去,但他卻越拍越好,越演越好。”新喜劇之王” 就是一個例子。晚年的周星馳比較不那麼無厘頭。許多時候,看到他接受訪問,憑我對人的直覺與判斷,總覺得這個人怎麼那麼鬱鬱寡歡? 

另一方面,我也常想不明白,很納悶,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那麼具有幽默感的人?也許那真的就是一種天賦。 

我能理解也許有些人會覺得這電影不好笑,但我自己卻覺得真是有夠好笑,雖然好不好笑可能不是重點。 

所謂藝術或人文這種事,好惡隨人,勉強不來。姑且不說藝術是否具有某種客觀本質(我相信有),姑且不論這是否是一種 “能力” (我相信是),但可確定的是,人們各自會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也許相當程度上標示了某種 “距離”。今天,倘若我要與人溝通一種事實或某種知識,相信不難辦到,至少理論上有可能讓對方接受某種事實或知識。但是今天若要跟人談起知識或事實以外的東西,我通常就詞窮了,因為那似乎不是一種可以溝通的東西,也就是說,溝通在此到了盡頭。 

“長江七號” 片尾,周星馳想追小迪的女老師,就跟她說:”我最近覺得自己很英俊”。女老師說:”哈哈,很好笑”,說完就掉頭走了。周星馳追上去說:”妳要不要再仔細看看(我的臉)?”我覺得這些對話很好笑。我所謂溝通到了盡頭大約也就是這個意思,”再看看” 是沒有用的。同一張臉,不會因為再看一次就改變觀感。 

同理,我不認為我們透過溝通,可以讓他人愛上一個他原本不愛的人,也不可能讓他熱烈喜歡一個他原本一點都不喜歡的作品,更不太可能改變他對於某個人事物有關美醜的評價。

陳真   |  2019.02.18 17:48   |

“藝術” 這字眼,常讓人(至少讓我) 聽了不舒服,但似乎很難否認這東西的存在,但它究竟又該具有何種標準,卻也說不上來。若要說它只是一種人為虛構,很明顯也不是事實,就如同誰能否認比方說柏格曼電影的藝術價值? 

但仍然有些天才 (或說腦子跟大家不太一樣的怪人),弄出來的東西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周星馳就是一個例子。比方說,”新喜劇之王” 一直讓我聯想到大衛林奇的 “穆荷蘭大道”。我這樣一說,很多人可能會大搖其頭,畢竟兩者在所謂藝術表現上,相去甚遠,天壤之別,哪能相提並論? 

“穆荷蘭大道” 是這樣一部片子:電影這東西能存在多久,這片子就能存在多久。但”新喜劇之王” 卻只是一種很通俗的東西,藝術層次很低,一如周星馳的所有電影。但是,即便如此,即便周的電影稱不上什麼藝術,誰又能否認其非凡的獨特性 (或說 “個人語言”),從而也擁有了非凡的價值? 

“穆荷蘭大道” 非常陰暗,看完之後,我能因此鬱悶好一陣子,彷彿看著你我的一生縮影。人活著真可悲,嚮往美夢,到頭來卻全是噩夢。在這一點上頭,”新喜劇之王” 似乎也差不多,只是周星馳畢竟不是像大衛林奇那樣充滿黑暗性格 (而且,就如片中對白所說,”賀歲片總不能太殘忍”),因之也含含糊糊地賦予它一個 “如夢” 似幻、連周自己肯定也不會相信的所謂美好結局。 

努力是一定要的(天才更需要努力),但努力有沒有用還得看八字,看性格,看出身,看背景,看運氣,看整個時代的需要。 

我喜歓吃螃蟹,卻買不起,老惦記著海底每天成千上萬的螃蟹就這樣生老病死,深埋大海,多可惜啊,要是能撈來吃多好。但是,對大海來說,這根本沒什麼。天才也一樣,埋沒一個天才,就跟埋沒一隻螃蟹沒兩樣,沒什麼好遺憾。 

如果上帝規定,人死後只能在 “新喜劇之王” 和 “穆荷蘭大道” 兩部電影中擇其一,帶著進棺材,我毫無疑問會選擇前者,而非後者,即便後者藝術高超。高超又如何?陰曹地府已經夠陰暗了,我寧可有周星馳的溫暖與搞笑做陪,而不需要再帶上一團陰暗。要看陰暗,我回頭看自己的人生就夠了。

陳真   |  2019.02.19 20:29   

我能想像有一天,誕生一個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物理天才,但我無法想像有一天會有另一個跟周星馳一樣偉大的喜劇天才產生。喜劇,做為一種項目類別,除了周星馳之外,裏頭還能放入多少人呢?卓別林,伍迪艾倫,然後應該就沒有了。比起這兩位大師,周星馳顯然更勝一籌。伍迪艾倫的電影也很好笑,但比較不耐看,理性成份太強。至於許冠文,我看應該是排不進去,匠氣太重,雖然周星馳多次宣稱受其啟發。 

有人說,羅丹出現之後,雕塑才成為一種藝術。這話有點誇張,但我想,如果說周星馳出現之後,喜劇電影才成為一種藝術,卻是一種事實。不信你看市面上一堆笑鬧片,擠眉弄眼,看了起雞皮疙瘩,毫無幽默可言。特別是好萊塢的笑鬧片,更是做作噁心。 

當然,喜劇做為一種藝術,有它先天上的不利因素與矛盾,因為藝術講究嚴肅性,但喜劇卻志在顛覆之。因此,凡事冠上一個藝術稱號,其實也不是什麼光采的事。或者應該說,喜劇是 “另一種” 藝術,說不定難度還更高,畢竟眼淚容易笑聲難。 

喜劇在表達形式上的通俗本質,使得它難登大雅之堂,至少一開始總是如此,人們看過笑笑便罷,根本不當一回事,彷彿人類的思想、情感與靈魂的永恆篇章只能以一種嚴肅悲愴的形式來表達。也許得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去除了偏見,人們才會逐漸接受它不凡的存在價值。 

除了沈從文的小說和吳承恩的西遊記之外,我最喜歡的洋人小說之一就是唐吉訶德,從小看到大,看到現在,依然愛不釋手。但它在當年卻只是被視為一種搞笑的通俗小說。小說就小說,前面還得加上 “通俗” 二字以示貶低,可見人們對於表達形式有著何等傲慢與偏見。 

唐吉訶德當年通俗到這樣一種程度:青少年特別愛看,因為太搞笑了;小朋友玩遊戲時還會模彷唐吉訶德和他的隨從桑丘的傻樣以取樂。有一天,西班牙國王從皇宮陽台上看到一個小孩,邊走路邊看書,一邊看,一邊笑得樂不可支。國王告訴旁邊的人說:”我猜那小孩一定是在看唐吉訶德”。於是就派遣守衛前去查看,果然如此。 

當年的西班牙家長,恐怕都不樂見自己的小孩閱讀這種沒水準的書。但是,現在如果有小朋友讀起這書,恐怕你會以為這小孩將來是文學天才呢,居然從小就喜歡閱讀世界文學名著。 

至於 “唐吉訶德” 一書的地位,更是西方文壇首屈一指;古往今來,無數文人與哲學家,極度推崇,說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我相信,如果作者塞萬提斯還活著,恐怕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畢竟他當時寫這書,只是對於當時流行的裝模作樣的騎士文化與騎士文學很感冒,忍不住拿它來搞笑,提筆諷刺之。 

西方如此,東方尤甚。比方說西遊記,夠通俗了吧,但誰能否定西遊記的文學價值?依我看,周星馳或金庸等等也一樣,早晚會得到他們應有的肯定,畢竟通俗並不等於淺薄。 

其實,別說文學或電影,就連維根斯坦也一樣,西方哲學家應該沒有比他更偉大的吧?但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書 “Tractatus”,卻被劍橋出版社諸位評審一致評價為”毫無學術價值” 而拒絕出版,如果不是羅素以他個人舉世崇高聲望幫忙,說不定我們現在根本不知道維根斯坦是誰。 

維根斯坦說:哲學是一種詩,”只能以詩的形式寫成”。他還說,”哲學當然也可以用寫笑話的方式來寫”。特別是維根斯坦重返哲學界之後寫的東西,更是通俗,上千萬字,讀起來根本就是大白話;通俗到連羅素都搖頭,覺得維根斯坦自甘墮落,罵他不好好思考,問他是不是累了,否則怎麼寫這些 “看不出半點營養” 的東西?我對維根斯坦寫過的幾乎每個字,滾瓜爛熟,但依舊捧讀再三,愛不釋手;許多時候感覺就像在聽維根斯坦 “講話”,因為全是口語白話,常覺得挺好笑,挺有趣味,伴我渡過無數寂寞時光。 

我想說的仍然還是表達形式的問題,它不是個技術性小問題,套句蘇格拉底的句子,”它是有關我們如何活下去的問題”。 

過去常有些學界的前輩或朋友跟我討文章,希望我把我寫的東西 “全部” 寄給他們 “拜讀”。我曾答應過其中比較投合的三、四個人,其中一位就是當年非親非故、卻主動要把中研院的辦公室鑰匙交給我使用的林宗義教授。但我後來就不想寄了,主要原因是我很不習慣這樣做。把文章寄給別人看,對我來說,就好像露鳥小便給人看那種感覺,一來自知缺乏價值,二來個性害羞;人很畏光,就連文字都見不得人。每當我意識到這世界上有人在看我的文字時,我就有一種揮之不去受傷的感覺,就好像小鳥噴水的醜態被人看見一樣。 

但我後來之所以不願意再寄文章給他們看,還有個原因是我發現:他們似乎只看重我以學術形式寫成的文字,卻對那些所謂通俗文字懷著輕忽態度。我當然不覺得自己寫得好,我要是這麼覺得的話,老早出版好幾百本書了,而不會至今著作掛零,拒絕所有出版邀約。 

問題是,儘管寫得不好,但是,這樣一些朋友,顯然不知我心。我的心只有一顆,而不是分成兩半:一半學術,一半通俗。如果人們這樣看我,那意味著他們不可能理解我在寫什麼、想什麼以及在乎什麼。 

再回到周星馳。今晚病人少,剛剛又把 “新喜劇之王” 給看了一遍。診間電腦設定無聲,但依舊好看。這電影始於一場車禍,也結束於一場車禍。奇怪的是,車禍之後卻冒出一段有點突兀的 “如夢” 幻境,連李小龍都跑出來鼓掌了。到底女主角死了沒?周星馳說,”應該沒有” (畢竟賀歲片不能太殘忍);而那段美好結局,周星馳說,”很可能是女主角做了一場夢”。 

其實我不相信周星馳會單純幼稚到相信什麼 “努力就會成功” 的傻道理。如果打雜及做家事全算在內,我一天 “工作” 十六到十八個小時,數十年如一日,夠努力了吧,卻總感覺自己越努力就越失敗,簡直成了失敗之王。我想,就如片中台詞所說,周星馳應該是這樣相信:”只要不投降,就是成功”,”每個人都應該認真生活,當自己的王”。 

也許,有些失敗比成功還成功。或者說,有些成功,只能以失敗的形式來完成,就像齊克果和維根斯坦對於 “意義” 這些東西所暗示的那樣。許多時候,似乎也只能這樣安慰自己:期待在宇宙毀滅之前,世上的事情總是能逐漸向著一個好的方向走去。

本文源自於巴勒網,經由陳真醫師的同意所進行轉載。另由於巴勒網的留言板文字並沒有寫標題,因此標題為文思革編輯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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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談學者連署

這兩天,台灣新聞做很大,說有八百多位女醫生,在島內外報紙上登大幅廣告,發表聲明,支持所謂 “總統” 蔡啥小,嗆聲習近平,高喊 “捍衛民主自由”。這類專家學者之類的愛國聯署,我從小看到大,實在有夠煩,內容都很類似,每次句子幾乎都一模一樣,永遠就是 “捍衛民主自由”;不管怎麼改朝換代,始終就是擁護當下那個最主流的想法。 繼續閱讀 →

陳真 談兩岸

在兩岸問題上,國民黨和民進黨其實完全沒有差別,無非就是美國養的兩條狗,差別只是綠色的那一隻比較狗腿,比較下流而貪婪,藍的這一隻比較含蓄,但聽話的本質並無兩樣。當我們被迫只能在這兩條走狗之間擇其一時,究竟選誰比較有利於統一,其實連我也說不準。 

就個人道德層面來看,國民黨人毫無疑問遠勝綠色的人渣黨這些下三濫歹徒。但若就國際局勢之大是大非來說,選誰比較好就很難講了。為什麼呢?因為台灣人雖然務實,但他所能務的 “實”,距離相當短淺,只及於眼前三寸,稍遠一點就看不見了。 

簡單說,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儘管嘴裏囂張,卻是行動的侏儒,並不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而比較像是一種人云亦云,從眾性很強,也就是台語所謂 “西瓜偎大邊”,哪邊人多勢眾就往哪邊靠,主流吹什麼風,他就舉什麼旗;別說拋頭爐灑熱血,就算只是拔一毛而能利天下,他也不會樂意的。講難聽就是投機性格很強:窩囊,膽小,自私,利之所在爭先恐後,遇有倒霉事則逃得比誰都快。成語說 “濟弱扶傾”,台灣人卻剛好相反,遇強則弱,遇弱則強,特別喜歡打落水狗,搞集體霸凌。 

投機性格講好聽就是現實感很強,很懂得趨吉避凶,所謂什麼理念啦、理想啦,其實都只是一種裝飾品,一種損人工具,缺乏實質意義。台灣人並沒有意識形態掛帥的剛烈性格,反倒相當務實。在政治上這是好事,問題是,台灣人所務之實非常短淺。當他覺得日子不好過,錢賺少了,他就會覺得統一也不錯啊,兩岸交流很棒啊,有錢賺啊。但是,當兩岸又開始交流,日子慢慢又變好了時,他又會開始覺得好日子只是一種常態,然後又會開始鬼叫一些什麼 “勇敢的台灣人”,捍衛什麼 “台灣主權與台灣人的尊嚴”,開始耍嘴皮羞辱對岸同胞等等等。他似乎沒辦法在一種長久而有效的思維架構下去理解事情,從而做出合乎現實理性的判斷。 

很多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比方說,兩岸關係最好的馬英九時期,台灣人從大陸得到許多好處,卻反而是台灣人最仇視大陸的一段時期。反之,人渣黨當家,台灣人對大陸的認同感卻反而谷底翻揚。 

我想說的是:政治、經濟或社會種種,凡是有關人之事務,理性主義終究應該是一切思考與抉擇的基礎,除了打算盤考量利害與現實之外,同時也包含對於基本價值的善惡抉擇。當一個社會的普遍成員缺乏這樣一種思維屬性時,你其實很難對將來抱持樂觀。當我們沒法透過理性來解決問題時,最後唯一能起作用的就是武力。 

幾十年來,台灣在一種充滿嬉戲囂鬧與娛樂效果的選舉政治下,養成一種對於公眾事務的兒戲文化,整天耍嘴皮,搞KUSO,政治缺乏任何嚴肅性,反倒很像綜藝節目。這樣一種兒戲政治,終究得在各種真實的痛苦中清醒,被迫認清現實。我相信這一天很快就會來臨。我們似乎也只能期待,這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痛苦,可以減到最低,而不要以可怕的悲劇收場。 

島內人們似乎總是以為鮮血為底、彈火硝煙的國際新聞場景離我們很遠,但你不妨費點心思仔細去看看真實的世界,看看各種研究,各種報告,各方說法,看看世人究竟如何看待這塊島嶼的可能命運,其中有多少人是樂觀的呢? 

我對島嶼的將來自然有既定的看法,那就是儘快統一,儘快進行政治談判,儘快達成長治久安的和平協議及統一進程。但在某個意義上來說,我的看法其實無關緊要,但這並非因為我的看法很可能是錯的,而是因為我相信,你我之理性能力理應相去不遠,任何人只要願意當真看待事物之嚴肅性,自然就會得到一個彼此相去不遠的看法。 

換句話說,在我們進行一切議論之前,我們得先當真才行,take it seriously,因為那事關我們及下一代的生命財產,事關善惡價值,事關做為一個人應該怎麼跟人活在這世界上的問題。 

出於工作繁忙,俗務纏身,生活像一片火海,我已經好幾個月沒睡什麼覺了,大小病痛不斷。三更半夜百般疲憊之餘寫這些東西,講得對不對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它終究是我心裏一番肺腑。套句林義雄在林宅血案後我曾聽他講過、讓我很感動的一句話,他說:”我沒法講出一句不是從心裏深處出來的話。” 

陳真 2019. 01. 05. 

===========郁慕明:新黨願與陸政治協商 被關5年也接受 

2019-01-03 中央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日發表對台談話,新黨主席郁慕明今天表示,新黨願意率先與大陸政治協商,尋求邁向統一的和平發展機制;若跑去對岸政治協商要被關5年,他也接受。 

新黨青年委員會晚間舉辦「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錄片欣賞暨座談會,郁慕明在致詞時表示,台灣各黨派幾乎都說不接受一國兩制,但究竟是不接受「一國」,還是不接受「兩制」,如果不接受「一國」,那不就是等同台獨的「兩國論」,如果是不接受「兩制」,難道是要「一制」。 

郁慕明表示,如果台灣各黨派不要「一國兩制」,那是否有其它主張能與大陸繼續和平發展,大陸領導人表達的信心和決心很強烈,且明確說了「統一不能一代又一代拖下去」,台灣政黨、政府的負責人,有什麼樣的信心、決心、意志力告訴台灣人民,台灣怎麼走出去,而不是在混。 

郁慕明表示,新黨規模再小,也不會卸責,必須要為未來的年輕人規劃,願意率先與大陸政治協商,尋求邁向統一的和平發展機制,確保台海和平安定;若跑去對岸政治協商要被關5年,那他接受關5年。 

新黨發言人王炳忠表示,習近平半小時的講話,已經讓台灣朝野激烈反應,證明大陸影響力不可能不面對,不管將來要統要獨,台灣社會都要討論,不能再打混,而由於長年受西方影響的「有色眼鏡」,加上「去中國化」的毒化,許多人變得失去理性,或對現實產生極大誤判,這使得台灣人民無法好好思索自己未來。 

此外,新黨青年委員會也在座談會上重申去年2月27日時發表的「台灣青年和統保台宣言」,表明「一國兩制」才能增進人民幸福,台灣青年不應再被那些政客、權貴綁架,成全這些人用謊言騙取的私利,繼續讓龐大軍購拖垮經濟,而年輕人卻被這些不願改變的既得利益者虛耗。 

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除依本條例規定,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各該主管機關授權,不得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涉及台灣地區公權力或政治議題之協議。違者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嚴重或再為相同、類似之違反行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本文源自於巴勒網,經由陳真醫師的同意所進行轉載。另由於巴勒網的留言板文字並沒有寫標題,因此標題為文思革編輯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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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唱點韓流的反調(1,2,3,4,5,6)

陳真 2018. 12. 05. 

“事實” (fact) 是無法理解的,除非它有了個 “主人”。 

或者用一種齊克果式的想法來說,”事實(真理)不存在,直到它被我認知”。維根斯坦說:你無法說出真理,除非你已 “回到家”;亦即除非你已在真理之中,否則你無法說出真理。這些話意味著:有這麼一種真理或事實,惟有當它依附著某個主人,然後才形成意義,產生了價值。 

倒過來說也一樣,你得先理解那位句子的主人,然後你才有可能知道那些句子究竟有著何等意義與價值。光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啞口無言。因為,任誰都能說出句子,但誰能說出自己呢?於是,一切溝通似乎顯得如此艱難而幾乎不可能。聽者聽不見,說者說不出。 

真難想像有這麼一天,我竟然會支持韓國瑜。回首前塵,悲劇一場。任憑血淚澎湃,悲劇依舊就像個宿命般的莫比烏斯迴圈,一逕向前,卻無盡頭。我們活在時間與歷史之中,”過去” 是有關現在與未來的一場夢,奮力前進,最後竟來到最初的原點,彷彿什麼也沒改變。維根斯坦說:”誰能知道社會據以發展的法則?”。改變的,似乎只是人的外表與心思;不變的卻是那未知的法則。 

距今三十年前,印象中的軍系立委韓國瑜,白白的細皮嫩肉,戴著細細的金邊眼鏡,下巴總是朝上,油頭粉面,衣冠亮麗;乍看外表斯文,但文攻武鬥其實都很行,根正苗紅的崇蔣反共忠黨愛國份子;誰敢對黨、對蔣不敬,彷彿就是他的殺父仇人一般。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韓國瑜,心裏總有一絲同情,也許那是因為我始終相信他是個正直的人 (或者說至少是個嚮往正道的人),但卻身處污泥之中,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與外在環境似乎格格不入的尷尬與無奈吧?當然,也有可能是我想太多,搞不好人家身處污泥卻悠游自在樂不思蜀;畢竟唯心之事,只有他自己心裏最清楚,但其所屬環境之陰暗複雜乃至骯髒齷齪,卻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我自己呢?千言萬語說不盡,但已找不出不一樣的句子。如果時光可以重來,我絕不會走上這一段。 

關於所謂韓流,我心裏想說的,頂多就是這樣。但我知道這類文字缺乏公眾意義,人們想聽的是一些足以認知的東西,且聽下回分曉。 

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之所以想說它是因為:在一片 “去政治” 的聲浪中,”政治” 明明起了最大的作用;觸目所及,全是政治。尤為可悲的是:隨著民進黨的人渣化,我們當初費盡心血、流盡血淚所欲挑戰與改革的對象,如今卻成為擺脫貪婪人渣肆虐的一種救贖與依靠。不知道這該說是一種悲劇、喜劇或鬧劇?會不會哪一天,再來一個 30年,再走一遍滄桑的回頭路?

唱點韓流的反調 (二) 

陳真 2018. 12. 05. 

八零年代末,多事之秋。李登輝為鞏固一己政權地位,瘋狂鎮壓異己。 

1988年春天,我在高醫小兒科見習,目睹許多小孩因為家長付不起醫療費用而致死或致殘。當時我負責照護的一位重症小病人,便是因此而放棄治療,辦理自動出院。其他有些小病人,所需醫療費用更是僅僅數萬元,卻仍因為家長無力負擔而失明或死亡或終身殘障。 

1988年夏天,我在依舊身無分文、餓得骨瘦如柴的艱鉅情況下,仍然跑遍許多地方(例如雛妓最多的花蓮秀林鄉) 以及機構與圖書館,著手寫作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1988年的年底那一天 (12月31日),我的朋友潘建二等人,在嘉義市中心成功拉倒羞辱原住民的吳鳳銅像,碎裂一地,旋即遭到警方逮捕與毆打並起訴。黨外群眾憤慨,一時之間,蔣介石的銅像亦岌岌可危。當時高雄市記得是三多路一帶,有個蔣介石騎馬的巨大銅像,豎立大馬路市中心,警方必須全天候派人保護,抗議者眾,防不勝防,一度更是考慮在銅像四周架起電網。 

1989年1月或2月的某一天,我跟劉峰松來到時代雜誌社,探望正準備自囚、抗拒拘提的鄭南榕。鄭南榕比著一刀切的手勢說:”國民黨過去任意抓人、殺人,但是到了我鄭南榕這裏,這一切就必須停止!” 

3月29日,我成立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成員兩百多人,包括楊秋興、戴振耀、李慶雄等等。 

4月4日兒童節那一天,我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遊行,擔任總指揮,從文化中心走到高雄市政府,要求 “開辦重症兒童免費醫療”。參加者約50人,大多老幼婦孺,鎮暴警察卻來了兩百多個,甚至荷槍實彈,沿路跟隨,天橋與高樓更是滿佈情治人員,一路蒐證;事前事後,警方與情治單位對我及家人威脅利誘,恐嚇騷擾不斷。 

4月7日,鄭南榕自焚。兩天後,我跟陳菊來到鄭南榕的家,探望鄭南榕的太太葉菊蘭與女兒鄭竹梅。 

5月 19日,鄭南榕出殯。我就站在離棺木不遠處。在我身邊有位女子,戴著斗笠,一語不發。送葬隊伍準備出發之際,她突然轉過頭來,我一看,嚇一跳,原來是陳婉真,當年黑名單成功闖關回台的第一人。 

隊伍行經總統府時,原本與我走在一起的好朋友詹益樺,突然把手上的旗幟等物品交給旁邊的宣傳車,低頭獨自快步走向總統府前滿地的鐵蒺藜。一兩分鐘後,群眾大亂,阿樺自焚,我和戴振耀等人趕緊送他去醫院,我並隨手撿起他自焚用的千輝牌打火機。 

送醫途中,我感覺到他已無氣息。是我和其他一位黨工,把他從擔架抬上病床。遺容安詳,後腦勺燒出的一個大血腫瞬間破掉,流了床上枕頭一大灘黑色的血。 

處理完遺體安置,晚上,我又回到總統府前。為了避免國民黨栽贓,我把阿樺自焚的打火機放回現場地上。果然,當晚的新聞便指控是黨外群眾 “燒死” 詹益樺。帶隊的指揮之一陳永興,拿起麥克風說,他要公開警告 “躲在總統府裏面的李登輝”:”有一天,台灣人將會再度回到這裏,踩平總統府”。 

6月下旬,當時念高二的學姊因為刊載這篇兒童人權報告在校刊上,遭受退學。我則離開高醫,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 

當時,有海外學者把我的兒童人權報告摘要翻譯成英文,寄給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被列為參考文件,並且在UNICEF的一篇報告中,因此把台灣和泰國並列為雛妓問題嚴重的地區之一。這些居然都成為我日後叛亂罪的罪證之一。 

大約8月,民進黨決定突破台獨的言論禁忌,成立 “新國家連線” (不是1997年那一個 “新國家連線”,兩回事),數十位立委參選人聯合以 “主張台獨” 或主張 “人民有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 做為共同政見。 

依當年法律規定,唯有審查合格、正式登記的助選員才能在政見會上助講。而且,依規定,學生不得助選。但我當時的身份證工作欄 (現已無此一職業欄位) 並非註明 “學生”,而是私人公司 “業務員”,因此陰錯陽差成為具有學生身份的正式助選員,為新國家連線的彰化立委候選人楊文彬助選並幫他寫文宣。媒體對此特別加以報導。 

我只上台助講了頂多三、四次,但每次上台,情治單位的幾台錄影機就會圍攏過來從多個角度蒐證,一一成為我日後的叛亂罪證。我在台上反覆訴說一個觀念:”面對一個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的一項義務”。 

大約10月,國民黨的趙少康、李勝峰、郁慕明等人,一方面為對抗新國家連線,一方面有別於本土黑金之父李登輝,籌組成立 “新國民黨連線”,也就是新黨的前身;聲勢浩大,陸續加入的人很多,韓國瑜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驍勇善戰,甚至還曾動員群眾,對反蔣與反國民黨者施暴,是當年軍系立委中,政治戰鬥性最強者之一,逼人就範,行徑張揚跋扈。 

大約10月,選舉結束,新國家連線多人當選。司法機關揚言以叛亂罪偵辦台獨主張者,但他不敢辦立委民代,卻辦起助選員來,一共10位遭受法辦,我便是其中之一。 

案子後來只剩我和另一位黨工,拒絕出庭認罪。不久之後,那位黨工便遭到拘提與刑求,只剩我一人。據說那位當工人的黨工被刑求得很厲害,企圖讓我心生畏懼而乖乖出庭受審認罪。 

11月20日,聯合國通過 “兒童權利公約”,翌年(1990年)生效。 

12月24日耶誕夜,我收到限時掛號信,法院送來一份 “禮物”,是一張威脅我再不出庭受審將逕行拘提的傳票。我旋即在黨外雜誌發表聲明,標題就是我的那句所謂 “煽惑內亂” 的罪證:”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表明我不會出庭,不會配合當局演一齣司法大戲。 

1990年年初,高醫精神科招考住院醫師,僅錄取一位,報考者卻有十幾位,我全票通過,唯一錄取。 

不久之後,高醫校方與院方高層傳出消息說,”有關單位” 說我 “思想不正確”,”政治素行不良”,因此禁止高醫錄取我,即便高醫院長也無法作主。可是,我都已經正式錄取了,而且還接受迎新、跟科裏的同事吃過飯了,那該怎麼趕我走呢?其實根本不用趕我走,我的個性原本就不會想給旁人添任何麻煩,於是就自己未上任便宣布 “辭職”。 

接下來將近一整年的時間,高醫的歷史不斷重演,不管去到哪,只要一被錄取,該醫院就會馬上遭到嚴厲警告說不得錄取叛亂犯。其中以草屯療養院最為誇張,我不但錄取了,甚至連醫院的宿舍都分派給我了,卻不准我上班,成為長達數個月的幽靈醫生,有名無實。 

我其實還是照樣 “上班”,不過卻是天天向院長室報到,一邊喝咖啡,一邊寫自白書,努力回想自己究竟幹下多少危害黨國的事業,如實一一寫下,罄竹難書。院長再三私下偷偷說,他絕對挺得住政治高壓,要我忍著點。 

就這樣當了至少三、四個月的幽靈醫師,直到1990年8月,長庚醫院傳來消息說願意接納我,但是王老闆 (王永慶) 有個條件就是我必須簽一份切結書,很短,僅僅寫著一行字:”本人日後若因案被捕,一概與長庚醫院無關”。我在切結書上簽了名,於是才終於當上醫生。 

1990年的上半年,我依舊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情治單位每天 “問候”,有段時間還亦步亦趨,天天派車跟著我,也許是企圖製造恐怖氣氛。報上並開始出現我將步上鄭南榕與詹益樺的後塵之報導與各方傳言,說我準備自焚,其實全是有心人士捏造之謠言,企圖製造更多政治事端,進一步打擊國民黨。 

1990年6月左右,我寫的 “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在美國的一個台灣人醫學組織(NATMA) 獲得醫學生最佳著作獎,獎金一千美元。我成為叛亂犯的消息亦同時傳遍海外台灣人學術圈子。他們提供機票,希望我親臨美國受獎,並希望我能去美國深造。但我一來被限制出境,二來身心俱疲,毫無領獎之心思。一些海外學者甚至幫忙想要把我 “弄出去” (偷渡),同時要我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但我統統都不考慮。 

面對這樣一種朝不保夕的局面,為了避免危及家人 (當年國民黨對付人的手段不是針對當事人,而是騷擾或威脅傷害你的家人),我決定脫離家庭,不再與父母連絡。 

一兩年後,1991年的7月16日,親子重逢,但我沒想到那會是我和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三天後的7月19日,迎接我的是母親冰冷的遺體,臉頰上一道深深的淚痕。 

如果時光可以流轉,如果故事可以重寫,我該怎麼活,才能避開這些悲劇?母親的死,帶走我所有的明天。我一度打算自己結束生命,陪她走一趟黃泉路。 

韓流當前,發大財,賺大錢,大家過好日子啦等等,這些我統統都舉雙手贊成,政治所求,無非如此。可我想說的是:這終究不是故事的全貌。當年囂張跋扈的韓國瑜,歷經多年滄桑,如今和藹可親,殺氣全無。至於所謂黨外同志,一個個變得權位薰心,貪婪無度,尤有甚者,大量國民黨最為卑劣的人渣幫兇,包括李登輝,搖身一變,竟然變成當今之所謂民主人士,一手掌控這個早已和過去沒有任何關係的民進黨。 

這麼一長段 30多年的歷史,血淚斑斑,我貢獻了自己的一段青春以及日夜擔驚受怕的家人與生命,彷彿做為一種祭品,究竟是對或錯?究竟有無價值?歷史究竟是向前走或原地踏步?其實我也說不上來了。也許有一天,後世更有智慧的人們,才有可能清楚見證這一切。

唱點韓流的反調 (三) 

陳真 2018. 繼續閱讀 →

陳真 談齷齪選舉 Part 2

我看台灣人對於這次台北市公然作票的骯髒選舉之冷漠反應,甚至反過來攻擊、嘲諷與羞辱丁守中,感覺很心寒。這個島,每天民主法治喊個不停,實際上卻只是一種內涵空洞的口號,藉以催眠,藉以自我陶醉。 

作票並不一定是把票憑空做出來。作票指的是,動用各種非法或不公平手段,操弄雙方得票數。比方說廢票的認定標準不一,比方說刻意在投票所的地點選擇上或內部空間設計與動線上動手腳,藉以逃避監督開票或代領代投,或藉以污染對手選票以作廢,或是用各種方法降低對手的投票率等等等。 

比方說,今年很多老人或軍公教因為年金及退休金被砍,對柯文哲及人渣黨很不滿,於是,想方設法減少老人及軍公教的投票率,就能有效打擊對手。你想,幾個老人能夠在大太陽底下排隊排個至少一、兩小時等投票?有多少選務人員因為選務繁忙而放棄投票?  繼續閱讀 →